在鲁迅的小说中，由于《祝福》被搬上了舞台，使祥林嫂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形象，祥林嫂的悲剧故事引起了诸多观众的同情怜悯，却鲜有观众思考鲁迅提供的祥林嫂文本的内在涵义，那种对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浸淫下奴性性格的批判，那种对于缺少同情与爱的冷漠性格的针砭，那种对于怕承担责任自私性格的反省，都使《祝福》成为揭示国民性病态的一面镜子。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是鲁迅长期以来执著思考的问题，成为鲁迅启蒙思想的核心，《祝福》就是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思考的结晶，阅读这篇内涵深邃的作品，读者可以观照反省自我性格上的病态，思考国民性的重大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祝福》作为一篇文学精品，鲁迅以自知旁知的叙事视角、人物性格的生动塑造、传神点睛的白描手法、乐景写哀的氛围烘托，建构了这样一面极具艺术光彩的揭示国民性病态的镜子，诱惑读者在这面镜子前徘徊思索。
　　　　　　　　　　　　　　一
　　鲁迅的小说创作常常以归乡者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叙写故事，《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等作
品都以归乡者的叙事视角展开叙写，第一人称的叙写视角与口吻使读者有一种亲切真切的感受，归乡者与故乡人的隔膜又往往成为这些小说所表达的主要情感基调，往往使作品充满着一种哀婉悲凉的色彩。《祝福》也以归乡者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叙写故事，也努力展示归乡者“我”与故乡人的隔膜，小说在自知旁知的叙事视角中叙写归乡者的所见所闻，在归乡者与故乡人的隔膜中，在祥林嫂不幸的人生中，揭示国民性的病态，表达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写归乡者归乡的所见所闻，这构成了小说的主体结构，叙写“我”与故乡的隔膜就成为小说的情感基调。小说中的“我”是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然而“我”与这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是没有共同语言的，鲁四老爷是一个固守着封建礼教封建传统的旧派人物，他大骂新党、大骂康有为；而“我”却是一个受到新思想影响的新知识分子，因此他们之间“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我”去探望几个本家和朋友，他们的“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显然也没有时间聊天叙谈。“我”邂逅的祥林嫂却询问有无魂灵、地狱这些“说不清”的问题，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中。“往日同游的朋友.‘已经云散”，“我”唯一牵念的只是“福兴楼的清蒸鱼翅”而已，在与故乡的隔膜中，“我”决计离开故乡鲁镇。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自知视角叙写归乡者“我”归乡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突出了受到新思想濡染的知识者“我”与故乡的隔膜。在归乡者归乡经历的叙写中，鲁迅以旁知的视角讲述了祥林嫂的悲剧故事，在作品的结构中以插叙的方式展开叙写。小说在叙写“我”与鲁四老爷话不投机中决计要走时，插叙了昨天遇见祥林嫂而不能安住的心理。复述了遇到祥林嫂时的情形，祥林嫂头发全白提竹篮拄竹竿纯乎是一个乞丐的情状，她询问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的人能否见面的疑问，“我”疑惑忐忑的回答。在闻知祥林嫂的死讯后，以“我”的旁知视角插叙祥林嫂的悲剧故事，“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在插叙中，鲁迅记叙了祥林嫂的坎坷经历：丈夫死后她逃出来到鲁四老爷家帮佣，鲁四老爷家雇了一个“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的女工；她的婆婆将她劫走嫁到深山野去，以收到的聘礼给第二个儿子娶媳妇，被捆到贺家的祥林嫂拼死抗婚；男人病逝JL子被狼咬死后，祥林嫂又来到鲁四老爷家帮佣，鲁家认为祥林嫂是败坏风俗的，祭祀时不准她沾手，祥林嫂以历来积存的212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鲁家仍然不让她碰祭品，使她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终被鲁家打发走了，成了乞丐死在鲁镇祝福的时候。小说以旁知的视角以出逃、被劫、捐门槛、问魂灵顺时序地叙写祥林嫂的悲剧故事，突出了在封建伦理封建思想的浸淫下精神的愚昧与麻木。小说以自知视角叙写主人公“我”的所见所闻，以旁知视角叙写祥林嫂的悲剧故事，这使小说的结构自然严谨、叙事的语气亲切真挚，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二
　　小说必须努力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鲁迅的小说创作常常刻画出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在《祝福》中，鲁迅刻画出祥林嫂、“我”、鲁四老爷、柳妈等颇具个性的人物，使小说在人物性格的生动塑造中凸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祥林嫂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鲁迅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十分复杂的情感。祥林嫂勤劳能干安分耐劳，她模样周正手脚壮大，却不幸死了丈夫，便离开严厉的婆婆逃出来给鲁四老爷家帮佣，“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她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四婶十分满意。鲁迅细致地写出了祥林嫂性格中的奴性：“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竞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鲁迅曾经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努力的时代。”[1] 并说“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这种做稳了奴隶的心态被鲁迅生动地勾勒了出来。祥林嫂却被婆婆派人劫了回去，强行将她嫁到深山野，以获得一注财礼为第二个儿子娶亲。小说描写祥林嫂的抗婚，被捆去嫁人时．“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喉咙已全哑了”，在拜天地时一头撞在香案上碰了个大窟窿，祥林嫂的抗婚其实也是遵循一女不嫁二夫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道德。祥林嫂的丈夫却不幸患伤寒而死，儿子阿毛被山里的狼咬死，再度出现在鲁四老爷家中的祥林嫂已经没有原先那样精神了，常常反复向鲁镇的人们讲述她的悲惨故事。祥林嫂为鲁家祭祀时不准她沾手而感无奈，她为柳妈所说的死后到阴间两个死鬼男人要争她而深感苦闷，她将历年来积存的工钱捐了土地庙的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以赎罪，四婶却仍然不让她碰祭品，这对她的打击很大，她终于被赶出了鲁家，成为了乞丐，她内心仍然想着一些问题：人死后有无魂灵?是否有地狱?死掉的一家的人能否见面? 她终于倒毙在祝福的鞭炮声中。鲁迅以同情的心情叙写了祥林嫂的不幸人生。也写出在封建礼教的浸淫下祥林嫂身上的奴性性格。
        小说中的归乡者“我”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者，他与讲理学的鲁四老爷话不投机，他往日同游的朋友已经云散，他在故乡成了一个孤独者，他或者一个人剩在书房里，无聊赖地翻看案头的书籍；或者观看鲁镇的人们准备着祝福，看女人的臂膊在水里浸得通红。他面对祥林嫂人死了有无魂灵的询问。揣摩着祥林嫂的内心，他想“人何必增添末路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他回答说“也许有罢”，在祥林嫂追问是否有地狱时，他只得支吾着回答说“论理，就该也有。— — 然而也未必”，在祥林嫂再问死掉的一家人，是否能见面时，他胆怯地回答“实在，我说不清”。在“我”的心中，一方面怕增添末路人的苦恼，另一方面又怕负若干的责任。在闻知祥林嫂的死讯后，他虽然以自己曾回答“说不清”宽慰自己。却又偶然之间还有些负疚之感。他为祥林嫂的死感到愤懑，“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在这愤激之语中见出“我”对于社会的不满、对于祥林嫂的同情。小说在对于“我”的刻画中突出了知识者的彷徨与无助，也将“五四”新文化阵营溃散后鲁迅自己彷徨孤寂的心态摄人其中。小说还刻画了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的形象，虽然此时的鲁迅并未以阶级的意识去刻画鲁四老爷，却将他置于封建传统的视角予以勾勒的，勾勒出其顽固保守的封建卫道者的性格。鲁四老爷大骂新党、大骂康有为，显示出其对于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竭力反x,l-的态度。在他的书房案头所放的《近思录集注》、《四书衬》等理学家编著的书中，也可见出其思想中封建儒家传统意识的根深蒂固。在鲁四老爷对待祥林嫂的态度上，也可以见出其顽固的封建立场。当了寡妇的祥林嫂到鲁家帮佣，“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他内心认为寡妇是不吉利的。当祥林嫂再嫁夫死儿逝后再次来到鲁家时，“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这种视祥林嫂为败坏风俗的说法，显然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规范的。当祥林嫂在祝福的时分倒毙后，鲁四老爷竟然责怪道：“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 — 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可见鲁四老爷始终将祥林嫂视作一个不吉利有碍封建传统的谬种，其受到封建伦理道德浸淫之深可见之了。小说中出现的“善女人”柳妈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人物。她有一张打皱的脸、一双干枯的小眼睛，她是鲁家准备祝福时雇来的帮手，她吃斋念佛吃素不杀生，只肯洗器皿。她询问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她甚至对祥林嫂说：“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 阎罗大王只好把你们锯开来，分给他们。”她让祥林嫂到土地庙捐一条门槛，当作替身以赎罪。善女人柳妈似乎以善心劝说祥林嫂，但是却给祥林嫂的精神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她以封建传统的礼教看待祥林嫂的再嫁，她成为祥林嫂悲剧中“无主名无意识”的杀手。在祥林嫂与柳妈谈天后，“似乎又即传扬开去，许多人发生了新趣味。又老逗她说话了”，所谈的大多是关于她额上的伤疤。在祥林嫂的悲剧中，实际上柳妈成为了封建礼教摧残祥林嫂的帮凶。小说还勾勒了冷漠的鲁镇人，当夫死儿逝后的祥林嫂再度来到鲁镇后，在听到祥林嫂呜咽地说出的关于阿毛被狼咬死的故事，“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显然女人们对于祥林嫂的再嫁和阿毛的死都有鄙视责怪的意思，虽然最初她们会陪着流泪。当祥林嫂反复向人们诉说她悲惨的故事时，“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在关于祥林嫂额头伤疤的故事被传开了后，鲁镇的人们就开始嘲笑她的这块伤疤。祥林嫂的悲惨故事却成为鲁镇人嘲笑的对象，国民性的麻木冷漠在鲁镇人对于祥林嫂的哄笑奚落中可见一斑了。《祝福》以人物性格的生动塑造成为揭示国民性病态的一面镜子。
                                                    三
        鲁迅在《祝福》中以传神点睛的白描手法刻画人物，使小说在简约的笔触中凸现出人物的鲜明性格与心理心态。鲁迅将白描解释为“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3]。鲁迅抓住人物性格的特征以简洁的笔触描写人物，这在对祥林嫂性格与神态的刻画中尤其突出。小说描写祥林嫂初到鲁镇时，勾勒她的衣着和脸色，“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小说勾画出虽然当了寡妇，但是其身体、精神还很健康。当她
被强行嫁到贺家夫逝儿死再回到鲁镇后，小说描写她的神态的变化：“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衣饰如旧，神态却大异，以白描的手法写出祥林嫂在不幸人生的磨难中精神的变化。在祥林嫂捐了门槛鲁家仍然不让她碰祭品后，小说以白描的笔调描写她的神态：“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而已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是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通过对祥林嫂脸色的变黑、失神的状态、眼睛的窈陷、胆怯的情状、果坐的模样、头发的花白、记性的变坏等，写出其心灵上所受到刺激后精神的变异。鲁迅描写祥林嫂临死前的情状：“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只有那眼珠问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头发的全白、眼珠的迟钝、竹篮空碗、开裂的竹竿等，都写出了精神崩溃的祥林嫂的惨状。鲁迅以传神点睛的白描手法，将不同阶段祥林嫂的神态心理勾勒了出来，并十分简约生动地揭示出其在不幸的遭际与冷漠的境遇中心理精神的变化。
                                                     四
        小说在叙写祥林嫂的不幸命运、勾勒其麻木的灵魂之时，鲁迅常常以乐景写哀的氛围烘托其悲惨的命运，使小说呈现出更加悲哀凄惨的色彩。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就以贾宝玉的婚礼烘托林
黛玉之死的悲哀，使林黛玉的命运显得更为凄惨。在《祝福》中，鲁迅十分细致地描写祝福喜庆的氛围：那送灶震耳的爆竹声、那准备祝福的热闹场面、那满天飞舞的雪花落在积雪上瑟瑟的声响，烘托出祥林嫂倒毙在雪地里的悲惨遭遇。小说描写准备祝福的情景：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著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 — 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 — 今年自然也如此。
        在充满着民俗色彩的准备福礼的场景描写中，烘托出富人欢乐穷人愁的不同遭际，道出了封建礼教制约下男女的不平等礼遇，尤其突出了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小说的尾声中，鲁迅细致地描写祝福的场景，展示出一种欢乐祥和的祝福氛围：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
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在插叙了祥林嫂的悲掺故事后，“我”被爆竹声而惊醒，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我”由毕毕剥剥的鞭炮声中知道四叔家正在祝福了，在远处连绵不断的爆竹声中，“我”觉得懒散而且舒适，将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一扫而空，在祝福醉醺醺的氛围中，想象着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在这段关于祝福氛围的描写中似乎意在淡忘祥林嫂的悲剧，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祥林嫂的悲剧故事中，更烘托出其人生的悲哀与凄惨，在“我”懒散而且舒适的感觉中将知识者的麻木心态融人了鲁迅对于国民性病态的批
判主旨中，而“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结语带着一种反讽的意味。
        鲁迅的小说创作努力画出国民沉默的灵魂来，《祝福》就以鲁迅以对于祥林嫂不幸命运的描写，以对“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社会氛围的描写，揭示出国民性的麻木与愚昧，小说以自知旁知的叙事视角、人物性格的生动塑造、传神点睛的白描手法、乐景写哀的氛围烘托，建构了一面揭示国民性病态的镜子。
(1)(2)鲁迅《灯下漫笔》《鲁迅选集》第2卷第79页，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l2月版。
(3)鲁迅《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见《鲁迅文华》第3卷第478页，百家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作者简介：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