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在《元稹评传》中云：“二十五岁（即贞元十九年），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元白即始于此时订交。”韩国的金卿东也曾经以元白同在长安居住与否为准，将他们交游的情形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次长安时期（贞元十九年～元和五年），第一次别离时期（元和五年～元和十五年），第二次长安时期（元和十五年～长庆二年），第二次别离时期（长庆二年～大和五年）。元白二人于贞元十九年春同授秘书省校书郎而结识，元和五年四月元稹被贬到江陵而离开长安，从此与白居易别离十年。元和十五年，宫廷发生政变，元稹得以回到长安，长庆二年同样是由于政治斗争，元稹又被外贬离开长安。在元白相知相识的三十年岁月中，虽然各自历经宦海浮沉，又常常无奈地天各一方，但却始终灵犀互通、荣辱与共。元和十二年，元稹贬官通州，而白居易也谪居江州，两地迢迢。白居易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诗句之间尽是对友人的思念，尤其是后两句回忆梦中情景，不直接道明是自己对元稹因念成梦却反以元稹为主体——你为何要思念我，令我昨晚又梦见了你。实在令人动容。而元稹收到白居易寄来的诗后，也当即赋诗一首《酬乐天频梦微之》，“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我疾病缠身，心神无法自主，每天梦见些个无关的闲人，却偏偏梦不到你呀！一个是不自觉地梦见对方，一个是恨自己无用梦不见对方，交相呼应，把这段执着的友情衬托得淋漓尽致！像这样相互应和的诗篇在元白二人之间还有许多许多，尤以长庆二年至长庆四年间诗筒传韵的风雅趣事被后世传为美谈。
中国诗史上向来将元稹和白居易以“元白”并称，客观地说，元稹的早期声名甚至还在白居易之上。《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中指出：“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稹盛名之巨可以窥见。但同时，“元不如白”的说法也几乎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元白元白，几乎成了偏义复词，似乎元稹只是白居易的附庸而已。清代的诗论家赵翼就在其作《瓯北诗话》中写道：“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许是他在为人方面令人诟病之处太多了吧。爱情婚姻上固是有薄情寡性、风流纵情之嫌，但毕竟白居易也是遍寻美女、青楼常客，这在当时大唐一片放浪不拘之下倒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他毕竟有攀附权贵，结识宦官，而后得以官拜宰相的经历，故每每被刚直之士指责而身负骂名。这令我联想到唐时另一个诗人：宋之问，这同样是一个颇富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逸闻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说他为了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句赞叹不已，遂起夺句之心，恳乞不果后就将自己的外甥刘希夷杀害了；第二件事是说宋之问所作《灵隐寺》中写的最好的两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也被疑为是隐居于寺中的骆宾王写的。事实上宋之问在诗歌方面的才华不应该被贬低，实在是因为这个人在武后时期媚附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太平公主等人，丧失文人高洁的品格，给人太强烈的恶感了，连带着人们看其留下的作品往往会有情感偏向。当然，与宋之问相比，元稹还是可爱多了，只是毕竟依附阉党权贵是一个抹不去的污点。不过也有不少文学评论家对“元不如白”提出不同看法——贺裳云：“诗至元白，实又一大变。两人虽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白苍茫中间存古调，元精工处亦杂新声。”可见贺裳认为元白各有千秋。论到具体篇章，将白居易的《长恨歌》与元稹的《连昌宫词》作比，洪迈则说：“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宫词》有监诫规讽之意。”王世贞也说：“《连昌宫词》似胜《长恨歌》，非谓议论也，《连昌》有风骨耳。”回过头来细想“元不如白”这个论点，当中是否存有情感因素的杂糅，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除了“元不如白”的说法之外，另有“元轻白俗”之说。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元和以后，诗章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正因为诗体轻俗，元白曾招致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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