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元稹的家世曾经可以用“烜赫”二字来形容,但到元稹父亲这一代,就只可以用“家道中落”来描绘了。元父在元稹八岁之时就去世了,其兄元沂和元秬并不关心元稹(元稹之母郑氏是元父继室,他的两个兄长并非郑氏所出),元稹是在母亲郑氏的教管、抚养下长大的。元母贤惠知文,善于持家,白居易曾大加称赞“今夫人女美如此,妇德又如此,母仪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谓冠古今矣”。元稹自己也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说:
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
可见元母不仅持家有道,还亲授诗书,担任起教育子女的重任。
     当然,元稹不仅得到母亲的启蒙教育,还曾师从姐夫陆翰和表兄胡灵之,并常向齐仓曹家借书研读,这都是在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家境贫困给元稹带来的童年体验,刚满十四岁的他就怀着入仕为官、建功立业的满腔壮志赴长安应试了。
 
(四) 仕途
    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
     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结果明二经登第,一战告捷。其实从这里便可以看出元稹的某些性格特点。他汲汲追求功名,急于告别过去的困顿生活,这种愿望之强烈甚至促使其放弃了当时更被读书人看重的进士科,而顺从现实选择相对枯燥的明经科。有这样一种世俗的功利心性的男人,日后抛弃旧爱攀结权贵似乎就有因可循了。有趣的是,纵使元稹满腹才气,因其明经出身,还曾遭到李贺的轻视。当元稹早年想与李贺结交时,没料到会换来一句“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吧。羞愤不已的元稹从此一想到李贺便勾起了不愉快的回忆。孰料世事多变化,鬼才李贺也有栽在元稹手上的时候呀——当考生李贺遇上考官元稹,不必赘述,自是元稹报了“一话之仇”。这当然是后话,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长安,直到二十五岁应吏部试登科才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登上仕途。
    为官初期,由于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元稹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民为本,颇能体察社会各类不公现象。但校书郎的闲职无法实践他的政治理想,便决定投考科举考试的最高一级——制举考试,最终考得第一,在二十八岁那年被授左拾遗。期间他频频上书议论时政,五个月后即被贬为河南县尉。其后丁母忧三年,在三十一岁时元稹担任了监察御史,接手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查办泸州监官任敬仲的贪污案,并由此抽丝拨茧揪出了剑男东川节度使的扰民贪赃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可想而知,这一举动必定会触犯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在我看来这件事对元稹造成的伤痛是难以言说的,前文所列李贺对其明经及第表示不屑固然令他耿耿于怀,但与这件事比起来恐怕真的算不了什么了。
    元和五年,元稹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但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也要住在上厅,与唐代的相关规定不符。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读到这段故事时,我真的感到一种心疼、心痛还有深深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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