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关于元稹《莺莺传》的研究，对于后来的影响最大。有关道教、士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这篇作品都有极富创发力的识见。在批评的文字中，除了在学术范式自身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外，尤值得注意的是从另外一种学术范式而来的批评，杨绛写于八十年代初的《事实——故事——真实》一文，围绕着《莺莺传》是否即是元稹自传，不仅明确提出针对于陈寅恪的反对意见，而且系统阐述了文学真实不同于历史事实的理据。她反对陈寅恪的说法可概括为两点：一、元稹与张生并不一样，元稹多情，张生忍情。二、艳诗中的莺莺与传奇中的莺莺大不相同，前者只是众人攀折的桃李花，一任东西南北飞的红槿花，后者则是个端重的才女，大家闺秀。所以，从小说艺术真实自足的理论立场说，张生与元稹的区别又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张生忍情不是作者元稹的主张，而是小说内在要求造成的。作者写这个故事不是宣扬什么“忍情”的封建伦理，而是要写出一段绵绵无尽的哀怨惆怅。二，陈寅恪说《会真记》是元稹的自供状，元稹作此是“直叙其始乱终弃之事迹”，为自己“忍情”辩护，而杨绛认为元稹也可能给是由于多情，所以美化了情人身份，提升了他们的恋爱，来舒泻他郁结难解的怅恨⑻。然而，杨绛并没有拿出元稹与张生不同的有力材料证据，她用来表明元稹多情的诗歌《古决绝词》，陈寅恪同样使用，却用以证明元稹的薄情。
 
　　杨绛的理据只是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既有关系又相区别的这样一个现代文学理论最基本的预设之一，但是这一预设在多大程度上能解说自传性作品所包含的事实成份，却是未能圆足的。如果这一理论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受到丰富多样的文学实践的刺激而丰富发展自己，只在理论与理论之间相互指涉，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常识层面。杨绛的反对，当然不只代表杨绛一个人，可以看作与钱钟书一致的学术共同体的反对，因而，这一隐含的范式之争渐渐清晰化了。
 
　　杨绛在引文中点出了陈寅恪的名字。钱钟书却始终从不提这个名字，无论是煌煌巨册的《管锥篇》，还是精心修订的《谈艺录》。不过，他终于忍不住还是不指名地批评陈寅恪了。这篇演讲，在海外发表十年之后，才在大陆转载披露⑼。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