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元稹入朝为尚书省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可是，恰在这时，李宗闵这个冤家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次年年初，元稹被迫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七月二十二日暴卒与于任所，终年53岁。
大唐历史的天空上，一颗璀璨夺目的诗星，备受风雨雷电之袭击后，不幸早陨，惊愕朝野，撼动神州。他获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含泪为其撰写墓志。他和帝王的死去一样，唐朝历史大事记中，赫然写着：“831年（唐大和五年），诗人元稹死。”
二、思想概况：儒佛兼容重创新
元稹文学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不仅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有关，他的政治、哲学、文学主张等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
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安史之乱后，人们惧怕战乱，热望和平，渴望中兴。面对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元稹和其他英雄豪杰一样，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占据了他思想的主导地位。他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接受孔孟学说较多，其人生理想是“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白居易）。辅佐时君，使之成为尧、舜般的帝王，使自己成为稷契、皋陶、伊尹般的贤臣，是初唐和盛唐以来诸多名相和大诗人的宏愿，杜甫如此，李白如此，陈子昂也如此。元稹十分崇拜他们，尤其崇拜杜甫，精读了杜甫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自小就“哀民生之多艰”，产生了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抱负。在信奉儒家“达者兼济天下”这点上，他和白居易完全一致。他曾回忆年轻时的志向说：“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酬别致用》）而欲兴利除弊，治理天下，首先要认清社会矛盾，看透社会的弊端。认识社会弊端，他有切身体会，同时又广泛收集资料和系统研究。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出，他一直强调以“百姓心为心”，体恤百姓之困苦，轻其徭戍赋税，抑制权豪、藩镇、宦官，改进科举，选拔经世致用之才，广开言路，亲贤臣远小人，澄清吏治，去除宫市之弊，经略边疆，以重治贞观、开元之治。元稹不仅提出了系统的革新主张，而且能身体力行。在拾遗、监察御史任上，他态度激进，不畏权势，严惩恶吏。在大唐历史上，由元稹惩处的有名有姓的贪官污吏达20人之多，至今被清晰地列表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一书中。
佛、道思想时隐时现 贬谪时期，元稹的思想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理直气壮，虽累遭打击而不悔，曾自励曰：“此意久已定，谁能求苟营！所以官甚小，不畏权势倾。······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思归乐》）读罢此诗，其高贵品格、坚忍不屈，毫不逊色于“革命烈士”，足见元稹骨子里有一种傲视苍穹、不同流合污的浩然之气。这种品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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