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正值试图受挫，娴熟聪慧的妻子韦丛病亡，韩愈为其撰写墓志铭。贤妻早亡，难遣致命伤痛，“唯将终夜长开眼，”让元稹写下了感天动地、空前绝后的悼亡诗——《遣悲怀三》。妻亡不久，灾难又接踵而至。元和五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子）不法事，得罪高官，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这与唐代的相关规定不符。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此事罪在宦官，但因恶人先告状，宪宗盲目偏袒，宰相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反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赏罚不公，朝野哗然，众臣不平，白居易亦连上三状申冤，但宪宗一意孤行，贬官诏书下达之日，竟勒令元稹立即起程赴贬所。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一个优秀诗人、一个秉公执法的中央“干部”，却遭遇这般奇耻大辱，我真的感到一种心疼、心痛还有深深的无奈。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诉说着那些不公的往事，慢慢教会人们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权势，什么是小人。在政治上、生活上连遭打击后，可贵的是，元稹以一个优秀诗人的品质和骨气，仍不气馁，对地方官僚强民所难、草菅人命、献谀宦官、贪赃枉法行为数十事进行大胆弹奏，有的得到迅速处理，大大震慑了不法官吏。
　　二贬通州  元和十年（815）正月，37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柳一同被放逐远州。3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　　　　互慰籍。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白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们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稹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旧唐书·元稹传》）。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诰。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不仅被同朝官僚嫉妒而恨，而且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当时进士考试有猥滥之弊，权势子弟，多侥幸及第，“寒门俊造，十弃六七”（《旧唐书·王起传》）。本年贡举问题更大，元稹、李德裕、李绅证实段文昌的揭发，经王起、白居易重试，使权贵豪门子弟十人落榜，于是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评判。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元稹蒙冤被贬，确关心民间疾苦，采用均田赋的办法，补救两税法之失，措施具体，切实可行。长庆三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元稹命所属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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