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说，“我现在在那里呢?”在“严冬的肃杀”之中。这时，作者忆及逝去的春天。文章结尾说，又见到故乡的春天；而这时，“四面又明明是严冬”。这首尾的照应是由实而虚——由北京的风筝而想起故乡的春天；又由虚而实，——由回忆中的春天进入现实的严冬。

(摘自《〈野草〉艺术谈·寻求那逝去的青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多角度理解(李允经)

《风筝》是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有人说：“这一篇……是在解剖自己，在深刻地批判自己”(李何林《〈野草〉注释》)。有人说：《风筝》中的“我”，“决不是鲁迅自己”，“也不是什么‘自我批判’。”(闵杭生《谈谈〈风筝〉中的我》)。意见尖锐对立。

一般说来，抒情诗中的“我”，多是作者自己，所抒之情，也应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另外，是鲁迅在写作这篇《风筝》的五年多前，还写过一篇《我的兄弟》，也是散文诗，发表在1919年9月9日的《国民公报》上。五年多以后，鲁迅以为先前所作之《我的兄弟》“散失”了，所以又以《风筝》为题，再写一次。这前后两篇散文诗，虽字句有所不同，但所叙反对小兄弟放风筝的事却是相同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件令他内疚的事，是长久地萦回在鲁迅记忆之中的，是他曾经身历的实事，而不会是毫无根据的艺术的虚构。这样看来，《风筝》中的“我”，还是鲁迅自己，自我解剖也是这篇散文诗的中心内容之一。

幼时的鲁迅不喜欢放风筝，并认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因为父亲早逝，他便以封建家长的资格来管束弟弟，不但不准他放，而且将他偷偷做的风筝踏毁了。多年以后，当鲁迅从一本外国书上知道了“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之后，先前那“精神的虐杀”的一幕，骤然在眼前展开，内疚而沉重的心绪袭上心头，使他坐卧不安，使他“惊异和悲哀”。

在袒露悔恨感情的艺术描写中，贯穿着自我批判的意向，同时也包容着对虐杀儿童天性的封建礼教的批判。鲁迅向来认为，善于自责和反省，是一种美德。他在一篇《随感录》中说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他曾经发出过“救救孩子”，“解放幼者”的呼吁，而在《风筝》中更把这种反封建的思想斗争深化到自我心灵的深处。毫无疑问，读了这篇散文诗，人们都会为鲁迅这种高尚情操所感动。

但是，如果把自我解剖视为《风筝》惟一的内容，恐怕也有失片面。

《风筝》开头的两段和结尾的一段文字是感情浓烈的。作者写道：“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这说明，鲁迅这时已经历了由五四革命高潮到低潮的变化，他的情怀也由亢奋步入了沉寂。20年代中期的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教育界的复古读经，文苑里失恋诗的盛行等等，已使他感到黑暗笼罩着一切，正如同置身于肃杀的严冬，并使他分外地感到了深深的“惊异和悲哀”。也正因为如此，他就更加渴望“春日的温和”。

“春天”，在诗人的笔下，往往是“希望”“青春”“生命”“理想”的同义语。在《野草》的不少诗篇中，我们和这些字眼相熟。在《希望》中，诗人曾盼望着青年的奋起，追寻着“身外的青春”；在《雪》里，作者不是曾由江南的雪花，联想到“青春的消息”吗?而在《风筝》中，鲁迅又以“严冬的肃杀”和“春日的温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抒发着一种对于“春”的挚爱和“冬”的憎恶的感情。

风筝是报春的天使。孩子们因为渴望春姑娘的来临，才用风筝去迎接她、打扮她、赞美它。春的到来，意味着寒冬已被击退。在江南，每当风筝时节，山桃吐蕾，杨柳抽芽，和孩子们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从观赏春光的角度看，那真是令人神往而畅快的境界啊!然而，眼下的北国，虽然已是初春，天空也有一二风筝浮动，但地上满是积雪，又哪有半点春意!春神在受难，冷气威迫她，寒冬摧残她，这难道能不令人感到“惊异和悲哀”吗?当年，小兄弟以风筝迎接春天，自己却演了一场精神虐杀的恶作剧，至今难以追悔!那么，现在，小兄弟的“春天”又在哪里呢?我的“春天”何在呢?四周都是黑暗，又是谁在制造黑暗呢?当代百花凋零、生灵涂炭的精神虐杀者又是谁呢?春光时节竟无春，春光季节竟是冬，这又怎能不使诗人产生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呢?这是人民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在这里，诗人已透过自己感受的层层淤积，对于那污浊、腥秽的现实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正因为这样，诗人的感情也就不能不由“悲哀”而走向“悲愤”。他在篇末写道：“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这是诗人的悲愤，也是人民的悲愤。由此可见，对于“春”的渴望和对于“冬”的抗议，也正是《风筝》的又一重要思想内容。

将幼时因“精神虐杀”而引发的深沉的自责，和对于眼前“社会虐杀”的强烈抗议巧妙地加以揭示，将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成功地加以结合，乃是散文诗《风筝》的写作特点。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