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为了早日结束通州人民“架木为巢居，刀耕火种少用牛"的原始生活，元稹数次率领官员、百姓，亲拟祝文《告畲三阳神文》、《告畲竹山神文》、《报三阳神文》等在华阳观祭天求上苍风调雨顺、来年丰收，百姓安康。并在南外之青爱山即今日之翠屏山建戛云亭居宿，一是省渡河往返之时。二是亲事农事，便于前线指挥(用现有的话来说，叫农业前线指挥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六、元稹在通州“熟视民病”，饱闻前任李实刺史为政的过失，在接替刺史职务仅七个月中，经过分析、思考，带领通州人民兴修水利，整治吏政，制定出台优惠政策，“简用纪律，农劝事时，赏信罚必，市无欺夺，吏不侵轶。”大大改变了通州的散乱、落后面貌。
    凡此种种，难道不是政绩吗?难道不该受到通州人民的拥戴吗?如果说元稹没有政绩，为何在元稹来的第三年，便从位居第四的司马一下升为代理知州呢?如果没有政绩，为何要建“六相祠”纪念、歌颂他呢?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元稹，在通州，是有政绩的，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通州面貌的，是能够受到通州人民拥戴的。
    至于达州由来已久的“元九登高”，人民依依不舍为元稹送行，当然是有史可查，有据可依的。从时间上看，元稹何日离开通州，仍可考证。白居易《忠州刺史谢上表》载：“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忠州刺史”，可知调令颁发之日。而白居易《三游洞序》载：“予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马授虢州长史。”又知元稹与白居易是同时调任的。另考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序中注释：“十三年，予以赦当还”，这个当还，并不是已经开始走，当时元稹不正是在“简省书籍”编注诗文吗?而正式走，当在十四年正月，因为三月十一日，元稹与白居易在今日的宜昌不期而遇，因此才有序后又加注说：“寻时于峡州面付乐天”。把诗稿交给了白居易。如果是十三年，就不会说寻时，这个寻时，就是没隔多久的意思。况且，元稹在《告畲竹山神文》中写到：“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即从元和十三年十月至元和十四年正月。说明元稹元和十四年正月走之前还在为通州人民撰文祈福，率领通州官员们祭拜竹山神灵，尽最后的职责。屈指算来，从朝迁颁发调令日，到第二年正月初九，仅二十天。其中除去从长安传递调令、整理诗文、行装、交接公务等，二十天并不算多，难怪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直接写元稹走时是元和十四年。试想元稹之行，一家七口拖妻带女，走走停停，况官家出行一站一驿换取官文票券。故从通州下渠江到渝州至涪州在其当刺史的老丈人家中停留数日，又到忠州与好友李景俭相聚数日，才又顺江而下，穿巫峡，费时二月多，是合情合理的。无论如何也不会象章文仪先生文章中的另一种推测，是二月底或三月初走的说法，即骑马走旱路到万县入长江之猜测所说的“纵使古道崎岖难行，走走歇歇，也花不了十天日子。”更不会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了。
    所以，即使不知道正月的哪一天，而附会(姑且这么说)元稹排行第九称元九，而曰正月初九，这又有何妨呢?况且一九二三年，达城著名诗人李冰如先生就作有《元九登高题》：
      元九逢元九，登高载酒来。相沿成美俗，共跻此春台。
      游盛知年富，饮稀觉岁灾。醉人还少见，况说赋诗才。
    数年后，在达城为川陕边防军督办的刘存厚也写了一首诗《正月九日游翠屏即事》：
  “正月初九日，游春结队行。翠屏临绝顶，俯视大江横。
    戛云亭上望，士女出倾城。往来船如织，春水绿盈盈。
    喧填箫鼓奏，沿岸踏歌声。龙作霓裳舞，前导建旗旌。
    相携有春酒，蟠间席地平。成群各斟酌，杯尽壶更倾。
    喧哗动山谷，翔空鸟震惊。梅花开笑靥，野草嫩芽萌。
    晴郊生气象，钟动晚霞明。野游洵足乐，由来有深情。
    元稹昔守达，是日归棹轻。邦人齐出送，俎饯登翠屏。
    斯人有遗爱，祠堂垂典型。相去虽千古，佳游未可停。
    年年逢此日，登高山更青。”
此诗较为详尽地描述了达城由来已久的“正月初九登高节”，也明确指出了元月九日是元稹乘船离开通州的日子。因此，我们不要认为刘存厚是一个大军阀就因噎废食，在历史考证上，在资料来源上，在口碑传说上，民国时期也许要比现在容易查找得多。况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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