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白居易等人当时也十分赞同元稹在《会真记》中所表示的主题。这可从后来白居易之《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春宵芳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中看出，白居易也借杨贵妃迷惑玄宗之典来表示“女人是祸水”之意。因此，我以为《会真记》所要反映的并非是单纯的男欢女爱和巧婚，也不是什么背信弃义，更不是后来经改编了的《西厢记》中所提倡的妇女冲破封建禁锢，争取婚姻自由等等。我们看问题和分析问题，不能脱离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用今人的标准去套古人，这是唯心而主观的。
明白了元稹写张生与莺莺之来龙去脉，那么元稹与薛涛之事就更是迎刃而解了。
薛涛，生年不祥，死于公元843年。字洪度，唐女诗人，长安人，少时随父入蜀。后为乐妓，能诗咏，饶词辩。元稹与薛涛之风闻，历来杜撰了许多风流韵事而为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于每每言及元稹，均要认为元稹与薛涛之情爱同张生与崔莺莺相同。也是“先乱而终弃”，视元稹为背信弃义之徒，加罪元稹为“巧宦固不待言，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其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元稹与薛涛是相互仰慕其才华，且有诗文往来唱和。薛涛不仅与元稹有来往，而是与众多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以文会友，如韦皋、武元衡、牛僧孺、令孤楚、裴度、白居易、刘禹锡、张籍、杜牧等。其原因一是薛涛为当时之名妓，能歌善辞，为一般人所不能接近，能接近者当以此为荣。二来诸诗人之创作作品还需要发表，向外宣传。而当时向外宣传之途径，当首推歌妓们之传唱。所以，元稹与薛涛之诗文交往是属于很正常的事，然而，为何与薛涛所接触之人可谓众多，而偏偏津津乐道于元稹呢?这可从元稹当监察御史时，查处了诸多的地方高级官员而惹怒了他们在朝廷中的亲戚宦官们的事中去找到答案。据民国时张蓬舟撰《元薛因缘》之记载，言及元稹与薛涛相识之日是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即元稹在东川为监察御史时。此说仅是张蓬舟所推测，他的依据是元稹在东川时写有三十几首诗，后交给白居易之弟白行简编为《东川集》却只有二十几首，尚差十首，而所差十首，可能是涉及到元薛关系，因元稹妻尚在，故不敢陈露于人前，此臆测当属可笑之列。而今人吴伟斌之《元稹全传》中就此事考证说：元稹在东川奉命查案，东西两川相隔好几百里，怎能随便离开东川而去西川与薛涛偷宿呢?况元稹时年31岁，而薛涛已50多岁了。并进一步考证，元稹三月初出京，三月底至东川，整个闰三月元稹皆在往返于沪州查案之路途，四月中旬从东川启程，又在山南西道查案十余日，六月初已回京城，根本无时间去成都，更不要说与薛涛厮混好几个月。由此可知，元稹与薛涛私会根本无此事。皆因查处了地方官而遭其诬陷和造谣中伤所致。
另据最早自晚唐人范摅所著《艳阳词》及后来所有的记载：“安人元相国应制科之选，历天禄畿尉，则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鞫，难得见焉。”其文均说元薛相识是在元稹当监察御史之前。且仅是相识而已，而在当监察御史出使东川时，因在查案，没有机会去见薛涛。而言及元稹与薛涛有恋爱关系是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元稹为浙东观察使时。然而，后唐人范摅在《云溪友议》中考证说：“元稹别涛已逾十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时元稹为浙东观察使，在长庆三年，而涛已五十四岁，取涛之说，殊难置信。”因此，我们可以说，昔人说元稹自私，玩弄薛涛，大概皆附会于元稹与莺莺之说，而其根源皆是元稹查办了一大批地方高级官员而遭谣言中伤。正如元稹后来在告诫他侄儿的《诲侄等书》中写到的“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信之乎？”可见造谣的威力，竟连亲戚都怀疑起来了。如果硬要说元稹与薛涛有何关系，也只能是相互仰慕其才华之诗友关系。退一万步来说，最大限度也只能是薛涛之单相思，是一厢情愿之事，而不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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