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就是说，从前的人说过，仁义忠信，是天给人的爵位。这个话，说的不够全面。人类是万物中最灵最贵的。天给人刚健、纯粹之气，最大的成为“圣神”，其次成为“贤能”。有些人所受的刚健之气比较多，其表现是“志”。意志坚强的人，有毅力能坚持。有些人所受的纯粹之气比较多，其表现为“明”。有“明”的人，特别聪明，长于理解和分析。《周易》的离卦说的是明，明、离是天的作用。《周易》的恒卦讲的是“志”，是坚持、恒久，是天的原则。关于人的各种事情，只要举出来“明”和“志”就够了。圣贤同愚人的分别，就在这两点上。如果把孔丘的“明”与“志”剥夺了，孔丘就是一般的人了。把“明”与“志”授与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就成为孔丘了。“明”有大小，有的“明”照得很远，有的明照得比较近。志也有大小。有的志，能够坚持很久，有的比较差一点。这说明，天爵也有等级。道德和仁义礼智信，是属于人这一方面的。聪明和坚持是属于天的那一方面，是人所受于天的。有人问，你说天给人以“明”和“志”，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天有这种仓库，打开仓库，称出一定的分量，把它交给人？回答说，不是这样。意思不过是说，人的某种天生的品质，跟某种气相合。庄子说，天是自然，这个话是可取的。
柳宗元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道德原则是不是人的本性中所本有的？孟轲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些封建道德的原则，是人的本性中所本有的，是天给与人的，所以称为天爵。至于人在封建等级中的地位，那是人所安排的，不过是人爵。这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柳宗元批判了这种先验论，他指出，道德原则是属于人这一方面的事情。至于属于天的方面的事情，不过是人的聪明和毅力。他又说明，他所说天，是自然之天。他划清了天和人的界线，也就是划清了自然和社会的界线。这就有力地批判了孟轲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上面讲过，韩愈的《原性》认为仁义礼智信是人性中所本有的，他继承了孟轲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柳宗元批判孟轲，也就是批判韩愈。在道德原则的来源这个问题上，柳宗元和韩愈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柳宗元为惠能所作的碑文中说：“自有生物，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本实，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为，师达摩讥之，空术益显。六传至大鉴。……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唐柳先生集》卷六)
意思就是说，自从有生物以来，他们互相争夺，互相残杀，失了他们的本性，这样悖乱下去，不能回到他们的本性。孔子没有得到君位。他死以后，只有他的教训遗留下来，维持世界。经过杨朱、墨翟、黄帝、老子这些派别的扰乱，孔子的道理也分裂了。以后来了佛教，这才能够把离开本性的事情推回到它的本源。《礼记》中的《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佛教的学说，是合乎这个道理的。在梁朝的时候，来了禅宗的中国第一代祖师达摩。梁武帝问达摩说，我修了很多的佛寺，抄了很多的佛经，度了很多的和尚，这些作为有什么功德？达摩回答说，并没有什么功德。达摩的这个回答给梁武帝以很大的讽刺。自此以后，佛教中讲“空”的学说，更为兴盛。又经过六代的传授，到了禅宗的六祖大鉴(这是当时皇帝给惠能的称号)，他所讲的、所用以教人的，开始是性善，最后还是性善，不用修行，因为人的性本来就是“静”的。
碑中的这一段话，可能是叙述当时佛教徒的话，但是，他对于这段话所说的意思是赞赏的，在碑的铭文中，他又用自己的话，把这段的意思重述了一遍。
照这段话的意思，佛教和儒教不但不互相矛盾，而且他们的中心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讲性善，都讲“人生而静”。从孔子以后，儒教衰败了，抵挡不住道教的干扰。幸而有佛教来了，这才把儒家的基本道理恢复过来。这样说起来，佛教不但不是儒家的敌人，而且是儒家的功臣。
柳宗元给另一个和尚写的碑铭说：“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南岳弥陀和尚碑》，《唐柳先生集》卷六)意思就是说，无穷的气，是无始无终的。有时候分离，但是分了还是要合。有时候蔽塞，但是蔽了还是要通。其中虽然有些小异，但是基本上还是大同。它是虚无混冥，融化为一。圣人用这个道理教人，但是他的教训，也没有什么可以看得见的迹象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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