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又说：“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意思就是说，周朝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当时的诸侯骄奢淫逸，只知道要钱、打仗。总起来说，那个时候的列国，乱的占多数，治理好的占少数。侯伯(率领一个地区的大国)也不能改变它们的政治，天子(周王在名义上称为天王)也不能废黜它们的国君。有人说，这些国君必然把他的国当成他的私产，把他的老百姓当成他的子女。出于他的私心，他必然要好好地管理他的私产，保护他的子女。其实，能够这样做的，一百个之中也没有一个。这就证明封建制是不好的。周朝的错，就错在封建制上。它的政治也不见得特别的坏，错在制上，不在政上。周朝的事情就是这样。秦朝的事情也是很清楚的。秦朝行郡县制，这种制是可以治理人民的，但是它没有把这种权完全交给郡邑。它有能够治理人民的官僚，但是不用他们到郡邑里面当长官。郡邑不能正确地实现这种制度，各地方的长官也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它的刑法是残酷的，徭役是困苦的，以至于引起广大人民的怨恨。秦朝的制度是好的，政治是坏的，错在政治上，不在于制度上。《封建论》用历史的事实证明郡县制优于封建制。
柳宗元认为，封建和郡县是两种制度。一个时期的政治上的措施，同制度不是一回事。坏的制度不一定就有坏的政治，好的制度也可能有坏的政治。他用这种分析法，驳斥了从汉朝以来拥护封建制的复古主义论点。
柳宗元认为，在封建和郡县这两种制度中，后者优于前者。其所以优，因为有利于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他指出，在秦朝灭亡的时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就是说，在当时的农民大起义中，人民背叛了秦朝，可是，统治郡县的官僚没有背叛的。人民在下面怨恨秦朝最高统治者，可是，统治地方的官僚还是害怕最高统治者的刑罚，不敢背叛。汉朝部分地恢复了封建制。《封建论》说：“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就是说，在汉朝初年，全国之内有的地方是封建制的国，有的地方是郡县制的郡。郡、国各有一半。后来，那些封建制的国叛变了。当时只有叛变的国，没有叛变的郡。这就可以证明了秦朝的郡县制是好的。《封建论》接着说：“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意思就是说，在唐朝的初年，也是行郡县制，这是很合适的。到了后来，各地的军阀搞割据，对于中央政府半独立，甚至叛变。在这个时候，只有背叛的有兵权的将领，没有背叛的州县的官吏。这可见郡县制是不可变的。在柳宗元的时候，正是唐朝的藩镇地方割据最厉害的时候。《封建论》的这一段，表现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封建(现在所说的封建)社会中，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地主阶级政权，郡县制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的必然产物，这种政权对于中国的统一是必要的。中国的统一，也是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富强的必要的条件。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主张割据的人想恢复封建制，这是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同当时地方割据势力斗争的一篇重要著作。
在《封建论》中，柳宗元还提出了他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封建论》说：“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
意思就是说，人类的存在是不是有一个开始，这是很难决定的一个问题。但是，认为有一个开始，似乎是近于事实。怎么知道呢？从封建这个历史事实就可以知道。在初有人类的时候，人同其他生物，同生出来，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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