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接着说：“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意思就是说，按道理讲，能够使国家治安，能得人民的拥护。有道德才能的人占高级地位，没有道德才能的人占低级的地位，这样才可以使国家治安。在封建制的下面，国君都是世袭的，在上边的不一定是有道德才能的人，在下边的也不一定是道德不高、没有才能的人。这就不能保证这一国一定是治不是乱。即使一国的国君是道德高有才能的人，想把国治好，可是在他下面的中小贵族也都是世袭，也有他们自己受封的土地。一个国的土地，除了封给中小贵族以外，也就所余无几了。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种制度下，也不能有所作为，有所表现。这都是封建制所有的恶果，“圣人”的制度会生恶果吗？所以说，封建并不是出于“圣人”的意思，而是由于当时的形势。
这一段所讲的，大概就是柳宗元所说的“公天下”的内容。他所谓“公天下”就是，叫道德高和有才能的人居于统治的地位，道德不高、没有才能的人，就居于被统治的地位。他所谓“公天下”，就是使这些合理的安排得到实现。其实，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人总是认为他们自己是道德最高、最有才能的人，照我们现在的标准看，柳宗元所理想的“公天下”的标准，实在是太低了。但是，拥护封建制的复古主义者，竟然连这一点的理想都没有。两下比较起来才可以看出，《封建论》在当时思想斗争中的积极意义。
柳宗元还作有《六逆论》(《唐柳先生集》卷三)。论中说：“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意思就是说，《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卫国州吁的事情，讲到六逆的说法，认为六逆是祸乱的根本。柳宗元认为，所谓六逆，其中三者，固然是乱之本；其中另外三者，不但不是乱之本，而且是治之本。这另外三者，就是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
《六逆论》接着说：“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谓远间亲、新间旧者，盖言任用者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必从斯言而乱天下，谓之师古训，可乎？此又不可者也。”
意思就是说，所谓贱妨贵，说的是一个国君选择他的继承人的原则。国君的儿孙们，有的是正夫人生的，有的不是正夫人生的。正夫人生的就是贵，他的贵，是从他的母亲的贵来的。这就叫子以母贵。不是正夫人生的就是贱，贱不能妨贵。正夫人生的应该有继承权。《六逆论》认为，如果贵的是愚人，贱的是道德高而又有才能的人，那就应该立这个贱的为继承人，贱的就是应该妨贵。这是治的根本。如果贱妨贵是逆的话，这是不可以的。所谓远间亲，新间旧，说的是任用人的原则。《六逆论》认为，如果亲而旧的人是些愚人，远而新的人是道德高而且有才能的人，那就应该任用那些远而新的人。远的就是应该间亲，新的就是应该间旧。这不但不是逆，而且是顺，不但不是乱之本，而且是治之本。
柳宗元在这里所说的，是他“公天下”的理想的内容的一部分。《六逆论》可以说是《封建论》的补充。在封建制下，一个国君是世袭的，在他下面的卿大夫那些大小贵族，都是世袭的，都是国君的亲和旧。郡县制就是要打破这一种贵族世袭的制度。在郡县制下，远的就要间亲，新的也就是要间旧。
《六逆论》又说：“噫！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建一言，立一辞，则臲卼而不安。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以为狂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则固为书者之罪也。”
柳宗元在这篇文章里，反对盲从“古训”，沉痛地说出了反复古主义的人所受的压力，以及他们所有的困难。柳宗元指出，复古主义者所用的武器就是书。其实，书里边的话，有许多是错误的，不妥当的，怎样解释都可以，以致于造成人们的思想上的混乱。这是书的罪过，也是复古主义者的罪过。柳宗元在这里所讲的，是他自己同复古主义者作坚决斗争的经过和经验。
柳宗元又作有一篇《天爵论》。(《唐柳先生集》卷三)论中说：“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之尽也。夫天之责斯人也，则付刚健、纯粹于其躬，倬为至灵，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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