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鹿、豕是一样的。可是,人没有像其他动物所有的那样爪牙,不能攫取食物。也没有像其他动物所有的羽毛,以御寒冷。人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自己养活自己,自己保护自己。正是像荀子所说那样,人必须利用别的东西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要利用别的东西,他们之间就要争夺。争夺之中,必定有是非曲直。人之间必定有比较明智的人,能够判断是非曲直。人争夺不已,必定要找这些比较明智的人以判断他们的是非曲直。这些能判断的人,就得到人的信服。越能判断,信服他的人就越多。他作出的判断如果有人不听,他就加以惩罚,叫他害怕。这样就生出来君长刑政的制度。这样,周围的人就组织起来,联合成为一个群。有了群以后,这个群和那个群之间又有争夺。这种争夺,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夺,而是群与群之间的争夺。所以其规模就更大,这种争夺,就要用有组织的军队。有些人有更大的明智和道德。那些群的长就要找这样的人,请他判断是非曲直,听他的命令,以保卫他们自己的群里面的人。《封建论》用这样的逻辑一层一层地推下去,到后来就推论说最后有一个最有道德、最明智的人,能够判断天下的是非曲直。天下的人就都服从他,他就成为最高的统治者,天子。

柳宗元说这些话,是要证明历史中原来的诸侯割据,并不是什么人特意安排的。可是,在这一段话中,他提出了一个社会起源论和一个社会发展观。他的这种说法,有许多可以批评处。他的说法,有一点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批判的暴力论。他专从政治方面讲社会起源,经济方面则没讲,而这一方面其实是最重要的。他讲“是非曲直”,好像在社会建立以前,本来就有一种道德标准。其实,道德标准是社会的产物,是随着社会而发展的。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有各阶级的道德标准。《封建论》的这种说法,又特别强调所谓有道德的明智的人的作用。

但是,《封建论》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继承荀况的唯物主义传统的。同荀况相对的是孟子的唯心主义传统。在社会起源这个问题上,孟子讲的是“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认为君是天所立的。这是君权神授论。在这个问题上,荀况和孟轲的两种说法代表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上面讲过,韩愈推崇孟轲,他是继承孟轲的唯心主义传统的。柳宗元的《天说》和《封建论》,与韩愈的主张成了鲜明的对比。

《封建论》虽然强调所谓有道德的明智的人的作用,但是,他又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社会的形势,不是圣人的意志。《封建论》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意思就是说,从古以来,经过许多“圣王”,都不能把封建制去掉,并不是不想把它去掉,而是形势不允许。这个形势就是初有人类的时候的那种情况。所以从有封建制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人类的存在是有始的。而人类开始存在的时候的形势,就决定必有封建制。

上面讲过,《封建论》指出,殷汤和周武王都是依靠当时诸侯的力量,才能成功。成功以后,他们当然不能废除封建制。他们保存封建制,是当时的形势决定的。还有一种形势,《封建论》没有说。秦国灭了六国,统一了全中国,这是光靠他自己的力量,并不靠别的诸侯的帮助。在它本国之内,他已经用法家的学说,以暴力消灭了国王以外的其他世袭奴隶主贵族。在这种形势下,在它统一中国以后,它必定要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以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就是这种形势,使郡县制确立下来。这一种形势,《封建论》没有说,但是照他的逻辑,是应该这样说的。

《封建论》的逻辑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势,而不是某一些大人物的意志。这包含有一种思想,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客观的规律,这个思想也是唯物主义的思想。

《封建论》指出,殷汤、周武王行封建制,是由于不得已。下面接着说,“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意思就是说,殷汤、周武王保存封建制是出于私心。他们的私心认为,保存这些诸侯,可以为他们自己出力,也可以保护他们的子孙。秦朝废封建制,行郡县制,按郡县制这种制度说,它是大公的制度。当然,秦朝之所以行这种制度,也是出于私心。他的私心认为,行这种制度,君主可以有最高的权威,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他。虽然如此,秦朝行郡县制为公天下作了一个开始。

《封建论》的这一段话,包含有一种思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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