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怀着“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公瑾论仕进书》）的抱负，义无反顾地投身“永贞革新”，其目的是中兴大唐王朝，为老百姓谋利益。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在唐顺宗李诵的支持下，进行了一场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斗争，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革新的内容包括：力主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割据，强调任人唯贤，否定任人唯亲，呼吁合理征赋，谴责横征暴敛，以求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正如清代王夫之所评价“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读通鉴论》），史载“百姓相聚欢呼大喜”。风华正茂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保守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革新集团被称为“二王、刘柳”，可见他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永贞革新”虽然不到半年便被扼杀，但却有力打击了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利国利民，震动全国。遭贬后，他“读百家书，上下驰骋”，关注社会矛盾，将“忧国忧民”意识上升到理性思考，发愤著述，宣传改革思想。
柳宗元一生以宣扬、实践“大中之道”为己任。章士钊认为：“子厚等信大中之道，其源出于《春秋》，为陆淳先生所讲授”，“柳文立大中为准绳，万变不离其宗。”[1]据统计，柳集中有11 处提及“大中”，12 处提及“中”，7 处提及“中道”，3 处提及“中庸”，3处提及“中正”，3 处提及 “时中”，还认定“当”就是大中之道。说法不一，内涵相同。他解释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时令论下》）。“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断刑论下》）。所谓圣人之道，其主要内容就是“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要“利于人，备于事”，要“立大中”，要探求“当”。“当”即中正不偏，符合大中之道。他提倡的大中之道，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圣人之道、尧舜孔子之道，而是对儒学的改造和创新。“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胶輵上下，而不出于正”（《文通先生陆给事墓表》）。柳所讲的“生人”、“元元”，是一个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民众”。宣扬大中之道的目的，一是“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二是“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在逆境中，仍坚定表示：“然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
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陈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晚年任柳州刺史四年，他勤政爱民，除弊兴利，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既皆悦喜”，用实际行动实践了“大中之道”。
主张“天人相分”，认为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传统的儒学中，存在“天命论”“圣人说”的唯心主义倾向。柳宗元在永州完稿的《贞符》，批驳了董仲舒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说法，阐述帝王受命于“生人之意”的观点，认为帝王真正的受命之符是仁德，是生人之意，而不是天命。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代替了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在天人关系上，韩愈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类分割了自然界，得罪了上天，就要遭到惩罚，如果能够制止人类对自然界的分割，就会得到上天的奖赏。柳为此写了《天说》一文，批驳了韩愈的天命论观点，阐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指出天同瓜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