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权的辩证观。在对待皇权的问题上,从宋代士大夫的言行中,人们往往可以发现一种矛盾现象。即时而主张皇权虚化,时而又要求加强皇权。作为宋代士大夫的个案研究,以前我曾分别写过关于宋祁和苏颂的文章。从他们对待皇权问题的态度上,我都发现了这种矛盾现象。[73]这种矛盾现象,在范仲淹的言行中,也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那么,怎样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呢?

  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宋代,皇权全面走向象征化的同时,作为宰相和执政集体领导的相权空前强化。[74]就皇权和相权这二者来说,皇权过强,易成君主专制;相权过重,易成权相独裁。二者都不利于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因此,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对这两种倾向都很敏感。他们常常小心审慎地权衡两端,“允执其中”,以阻止两种倾向的发生。

  作为范仲淹,在他走入政界后,适逢朝廷中吕夷简长期任相,颇为专权,进退官员,一由己意。例如范仲淹就曾两度遭其贬放。甚至吕夷简还左右皇帝废掉了皇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同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抗争,范仲淹只能抬出皇帝来,把皇权作为限制相权的武器。面对吕夷简的专权,范仲淹对宋仁宗说:“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在这种形势下,范仲淹主张“君道宜强,臣道宜弱”。因此,可以这样说,主张加强皇权,是宋代士大夫在特殊时期,特殊形势下,为了特殊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总的看来,在正常的政治形势之下,包括范仲淹在内,宋代士大夫还是希望君主最好不要干涉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希望君主老老实实地呆在九重宫禁中,做他的“官家”。

  范仲淹以及宋代士大夫皇权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宋代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社会。唐末五代时期几十年的剧烈动荡,造成了一种文化断层。这种机缘,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崛起的一代士大夫得以重塑传统,再造理论。在对待皇权问题上,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也与前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唐末五代动荡的现实,几乎把“君权神授”的观念打得粉碎。而作为皇帝,也在这种现实之下,从至高无上的天子,重新走回人间。在宋代士大夫那里,皇权观念降低的同时,国家意识却增强了。皇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中央政府的管理机制则日趋完善。这种局面,使皇帝重新定位。即将其地位以新的形式再度“提高”——推向象征化。作为皇帝,其作用在于,以国家、民族的象征,来维系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75]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对“忠”的认识也比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东都事略》的作者王称在卷98《李清臣传》中写道:“人臣以公正为忠。”就是说,对宋代士大夫来说,忠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皇帝本人效忠,而是体现在行为的公正上。这样的忠,更接近于忠诚、忠实的意思。范仲淹对寇准“左右天子”的行为评价为“天下谓之大忠”。这种大忠,无疑是“大公”的同义语。也就是把传统意义上的“忠”转化成为对天下尽忠的“大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范仲淹,其皇权观,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观念的折射。反过来说,那个时代的皇权观念,也在范仲淹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代结语——“名节无疵”还是“甚坏风俗”

  对于范仲淹,王安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除了在绪说援引的范仲淹祭文中有“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这样极高的评价之外,在《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癸酉条,又记载王安石指责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为什么王安石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似应作一些具体分析。从政治策略的角度考量,祭文是作于仁宗末年,此时范仲淹的政治同道韩琦、富弼、欧阳修都处于相当高的地位,所以王安石的祭文与其说是为死人作的,不如说是给活人看的。从王安石文集中大量的呈写给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书信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政治依从倾向是相当明显的。当然,王安石在写范仲淹祭文时,也并不完全是从政治依从着眼的。本来就负有盛名的范仲淹,在壮志未酬的境况下死去,更把其名声推向鼎盛。所以,王安石的祭文也体现了当时他从心底里敬佩范仲淹这一层面。王安石的一生,曾为故人写过几十篇祭文。其中范仲淹祭文的篇幅最长。比宰相文彦博祭文长出了几倍,也比写给其恩师欧阳修的祭文长。从这一事实也可见王安石对范仲淹敬佩之一斑。可以说,王安石对范仲淹的称扬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主流评价。因而,这篇范仲淹祭文也被广泛征引。[76]

  基于范仲淹生前的言行而形成的主流评价,在范仲淹死后,又塑造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范仲淹的精神形象。此后,这个精神上的范仲淹就成为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所代代传承的“道统”的一部分。并且,精神范仲淹一经塑造出来,便作为无可非议的正面形象被定型下来。此时的范仲淹已与生前活着的范仲淹有所不同了。这也是历史上常有之事。某个人物一旦被赋予某种精神意义,便几乎是永远不会改变了。要说改变,也仅仅是油彩越涂越厚。例如被肯定的岳飞,被否定的秦桧等。随着时光的推移,被固定下来的精神人物被后人不断进行再加工。或是锦上添花,或是雪上加霜。总之,神圣的愈加神圣,丑恶的愈加丑恶。这也是历史的“累层造成说”的一个方面吧。

  从王安石在范仲淹死后积极参与范仲淹精神形象的塑造来看,时过二十余年,王安石与宋神宗批评范仲淹,当是属于一种私下里的议论。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对话。

  上又论,范仲淹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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