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少小爱功名，欲作万人英”——爱名论

　　宋王朝的优礼政策，开科取士的一系列措施，这一切都极大地激发了士大夫们压抑已久的“兼济天下”之志。一个个都跃跃欲试，试图建功立业，以报答国家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并且光宗耀祖。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范仲淹的功名心相当重。早在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就在他的一首诗中自抒抱负：“有客淳且狂，少小爱功名；非谓钟鼎重，非谓箪瓢轻。”[22]同时，他慨叹道：“风尘三十六，未作万人英。”[23]不过，他很自信：“万古功名有天命，早晚将相云汉外。”[24]他在经略西边时，满怀自信地吟出：“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25]看来，出身贫寒的范仲淹颇想出人头地，欲作“万人英”。幸运的是，以士大夫为统治基础的社会政治环境，给他提供了这种机会。

　　对于范仲淹的爱名、近名，当时颇有些非议。范仲淹入官的举主（推荐人）晏殊就曾告诉过他，说有人议论他“好奇邀名”[26]。宰相吕夷简说范仲淹“务名无实”[27]。曾向晏殊推荐范仲淹的另一位宰相王曾，也说过“范希文未免近名”之类的话[28]。看来，对于范仲淹的爱名、近名，在当时，除了有人出于恶意攻击之外，不少人也不理解或有些误解。

　　那么，范仲淹是怎样看待名节问题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节观。

　　范仲淹在天圣八年（1030）写的《上资政晏侍郎书》中，集中反驳了别人对他“好名邀奇”的非议。在景祐三年，为反击吕夷简攻击他“务名无实”，范仲淹又专门写了一篇《近名论》。这两篇文字，集中地反映了范仲淹的名节观。[29]

　　第一，范仲淹认为，道家的远名说，缺乏责任感。他列举了老子的“名与身孰亲”和庄子的“为善无近名”等说法，加以批驳。他说，这是“道家自全之说”，“使人薄于名而保其真”，并不是“治天下者之意”。他说这种人“非爵禄可加，赏罚可动，岂为国家之用哉”！就是说，范仲淹认为，这种无入世之意，不爱名节，明哲保身的人，毫无责任感可言，根本不可能为国家尽力。因此，统治者不应当提倡道家的远名说。他说：“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

　　第二，范仲淹认为，重名、爱名，是圣人前贤一贯的思想与作风，著在经典。他从儒家经典中找出许多重名、爱名的理论，如“立身扬名”，“善不积不足以成名”，“疾末世而名不称”，“荣名以为宝”等等，来证明他主张近名符合圣人的思想。同时，他还列举出古代圣王名臣的许多事迹，来进一步阐述他的“近名论”。他说：“我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汤解网，文王葬枯骨，天下诸侯闻而归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钓以邀文王，夷、齐饿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国以求行道，是圣贤之流无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

　　第三，范仲淹认为，重名、爱名，是推行教化的第一要事，关乎治乱兴衰。他说，“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而普通人如果不爱名，“则虽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恶也。”最后，他指出：“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就是说，儒家以礼教化天下，使人有羞耻之心，遵守一定的秩序规范。如果人人都不在乎自己的名节，毫无羞耻之心，那么，圣人借以教化天下的理论也就行不通了。因此，范仲淹得出结论：“教化之道，无先于名。”

　　所以说，在范仲淹看来，一个人看重和爱惜自己的名节、名誉，立身扬名，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范仲淹的一生，就是好名、重名的一生。在当时，范仲淹可谓是直声满天下，贤名遍朝野。然而，范仲淹的好名、重名是有一定分寸的。他对这个问题有一种辩证的认识，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当爱名，在什么情况下不应当顾名。范仲淹并不是那种“卖直取名”的浅薄之辈。在他那里，近名与邀名是有严格区别的。他在一封家书中嘱咐继父家的子弟说：“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30]由此可见，范仲淹的近名，是建立在高度事业心之上的近名，好的是大名大节，而不是出于个人目的的出风头。因此，他在生前死后，留下的名是一种正直之名。此外，当这种注重个人名节对国家利益以及整个事业有所妨碍时，范仲淹认为，应当服从大局，“宜与国同忧，无专尚名节”。[31]

　　范仲淹提倡注重名节，可以说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一种拨乱反正。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政权转换频繁，士大夫往往转仕几朝。如自命“长乐老”的冯道，就历仕四朝十君[32]。宋朝禅代后周，后周一批士大夫成为宋臣。在宋初的几十年中，“贰臣”充满了朝廷。因此，当时对所谓的“贰臣”，在舆论上也没有什么非议。后来，范仲淹等人痛感五代以来士风浇薄，道德沦丧，而以身作则，振作士风，砥砺士大夫名节。《宋史》卷446《忠义传序》指出：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从宋初到真宗时期，在统治层，道家的“无为”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当时为了安定政局，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有关，从中央到地方，宋王朝也不得不接受和使用前朝以及过去割据政权的官吏。然而，时光过去了几十年，随着政局的安定，作为朝廷，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提倡道家的无为之治了。因此，在道德上对所谓的“贰臣”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否定性的批判成为风潮。以道家批判为中心的范仲淹的爱名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代表了当时的新思潮。实际上，在《宋史·忠义传序》中名列于范仲淹之前的王禹偁，在太宗时代，关于名教，就已经提出了与范仲淹几乎相同的主张[33]。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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