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货议状》指出，朝廷只要依法用“鞭”“黜”等手段严厉打击“滥行”货财的官吏，彻底“坏”其“蓄藏”（即抄没他们的家财），就能斩断他们贪污的魔爪，就能开启被堵塞的流通渠道，就能使“上供”或“俸入”的货财顺畅地输入国库。其理论依据是：“黎庶之重困，不在于赋税之暗加，患在于剥夺之不已。”官吏之“上供”“或损或益者，盖法有行不行之谓也”。
四、峻厉风宪，纯俗以轻费
唐朝“有年进月进之名，有正至三节之献”等严厉朝规，“进献”者急如星火，络绎不绝。贪官污吏趁机疯狂侵吞货财。社会在货财“滥行”的祸水浸泡下，民众之心灵亦被严重腐蚀，争羡奢侈，或萌生盗心，铤而走险，俗风混浊，每况愈下。民俗风尚是政府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民风颓丧靡糜，政府必定沉疴腐败。
社会货财“有常”，是一个整体“蛋饼”。如果“蛋饼”被大肆切割用于奢侈之耗，国家亟需的“百役之费”就会大为减损。针对此种情况，《钱货议状》曰：“今陛下初临亿兆”，应该制“节侈靡之俗”，大力提倡朴素俭约即“轻费”的消费思想，反对铺张浪费，纯清社会俗尚。要纯俗，必先“峻风宪之举”。峻，《说文·段注》：“高大”之意，可引申为严厉、严格。政府要身体力行，严格风任法度的一举一动，“绝遗贿之私”，给老百姓树立良好的楷范。所谓“绝遗贿之私”有几层意思：一要严格厉行“圣祖仁宗之法制”，坚决禁止官吏相互赠送货财以阴相勾结的恶习，坚决打击上下受贿行贿以毁“国恩”的罪行；二要劝勉民众推崇良好的习尚，自觉抵制败伤名节的行为；三要发布“用钱不得加除之榜”，禁止任何人或私铸钱币以假冒真，或销毁钱币而铸造铜器，借以形成人人爱护钱币，合理使用钱币，积极促进货币按自身规律流通的社会风气。如此，官吏示范，民众守法，“风俗归厚，礼让偕行”（元稹，《戒励风俗德音》）[9]，以俭为美，就能使货币流通顺畅，商品交换发达，社会秩序井然。
五、慎选字人，莅廉以生息
官吏是政府政策的具体贯彻者，其行为或廉明或贪贿直接影响货币价值作用的发挥。《钱货议状》明确指出：“廉能莅之则生息，贪愚莅之则败伤。”为了说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作者又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全国货币形态和货币交换的状况：“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大抵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由于政府货币政策不统一、不坚定，铜币流通“欺滥”，信誉程度低下，加之有些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信息滞塞等多种原因，使唐代长期货币形态杂乱，或钱帛兼行，或以物易物，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的发展有其规律性，政府及其官吏的职责就是引导其顺应规律的发展。解决这种问题，“前人以之理”，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险峻的现实形势，引起“后人以之忧”。元稹“忧”心忡忡，大声疾呼，只有选择廉能者充当重要官职才能解决货币流通中的深刻矛盾。此所谓“盖得人则理之明验也”，即只要选用清廉强干之人担任其官职，这个道理就能得到明确的验证。悠悠万事，“得”“廉能”之人为大。为此，《钱货议状》从正反两方面列举了两个典型事例。
典型事例之一，东郡官吏“贪愚”，明目张胆地在交换场中滥用职权以乱市，千方百计地在污泥恶水中兴风作浪以牟私，致使货币“欺滥遍行于市井”，致使货币“以之耗损”，行情“败伤”，价值大贬，钱不值钱。
典型事例之二，“西郡以之赢”。西郡官吏比较廉明公正，努力用朝中授予的“重柄”去适应和推动经济发展，积极发挥货币作为交换手段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货币不断升值“生息”。
无稹在深刻分析现实状况中反复奏明皇帝，要使货币升值“生息”，关键是“得人”，得“廉能”之人。何从“得”之？“精核考课之条，慎选字人之长”，即精心制定考核官吏的条例，并按条例规定的标准慎重选择拔擢那些能爱抚百姓、关心民生的能干而廉洁的官吏。既用之则信之，在国家统一管理之下，“授之重柄，假之利权”，充分发挥其管理货币的积极性，促进货币在流通中不断升值“生息”。只要货币不断升值“生息”，社会经济就能繁荣昌盛，国库就能充实丰盈。
封建统治者自诩其经济自给自足，不去也不想发挥货币交换的作用。在强大的政治和社会的重压之下，那些长期衣不蔽寒，食不果腹的广大民众的心灵被扭曲变形，或形成了非常固执的以“自”为中心的思维习惯和方式，作茧自缚，抑气屏息。多奉“量入为出”为最高消费准则，总是扳着指头计算手中少得可怜的货币，不敢稍有放松，也不敢萌生寻找市场赚钱的念头。物换星移，寒暑交替，社会经济总是处于几近停滞的状态。人们要想改变这种窒息的社会环境，就必须调换一种思维方式，咬断丝缚，冲出茧壳，死里求生。元稹坚持在货币管理中“量出为入”，无疑是向顽固茧壳的一口狠咬，是对封闭生存环境的一次大力冲击。这一口狠咬，终于使茧壳露出了孔隙；这一次大力冲击，终于使死水一潭的思想掀起了波澜。人们开始一步一步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宏观与微观、消费与生产、投入与产出等方面的关系，而产生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