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献”本是朝廷为了解决“国用不充”的矛盾而采取的一种征敛方法，用得适当，百姓或可勉强接受。但在实行中，各级贪官污吏把它变成了敲骨吸髓以谋取私利的残酷手段。他们用这种手段把大量货财沟溢出正规渠道“滥行”，或用以“市国恩”，或用以“买私名”，或用以“贻子孙”，或用以“炽宅第”。他们用货财行贿受贿，“高楼广榭”、“藏镪滞帛”，形成了阴沟里的一股股黑流。这种污流祸水不停地腐蚀着官吏的心灵，冲浸着政权的基脚，使政权构架动摇晃荡，岌岌可危。
元稹面对因货财“滥行”而造成的危险形势，紧急“奉宣进止如前”，坦坦陈述自己的见解。《钱货议状》认为，树有根，源有头，官吏们“滥行”货财的根源在皇帝实行的“进献”制度。只有挖断这个根源才能防止货财“滥行”。于是，他向皇帝郑重请求，“诚能禁藩镇大臣不时之献，罢度支转运别进之名”，便可以“革其弊”。他敢犯龙颜，一连用“禁”、“罢”等如此严肃、坚决、果断之词来制止皇上之行为，确实有冒杀头的危险。但他自信，作“状”事实凿凿，表之以忠心，动之以真情，晓之以道理，或能触动皇帝的心魂。皇帝从维护自身的利益着想，或不得不深慎其“状”，嘉纳其议，加大整治货财“滥行”的力度，争获更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皇帝下令坚决禁止“不时之献”，罢黜“别进之名”，就能拦住其侵害百姓的钩爪锯牙，就能使“国家之百姓”得以“安定”就能堵住官吏们“征税暗加”的借口，就能减少“成我之怨府”（即化解民众聚焦于朝廷的怨恨），从而缓和阶级矛盾。“若此，则不减税而人安”。“人安”居乐业，就能集中精力从事生产，丰富社会财源。“货财，国家之货财，不足则取之”于“蓄藏”丰富之民，何乐而不为？
三、深刑赃罪，开塞以上供
按“两税法”之规定，所征“天下之财”应大部分“上供”朝廷。但长期以来“供”不到位，“国用不充”，严重影响了政府“量出”计划的落实。产生这种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上供”渠道被贪赃枉法的官吏严重阻塞。阻塞的具体状况，元稹在《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中作了深刻揭露：节度使严砺“在任日擅籍没”“上供”货财，“自丰私室”；其“管理产业，阡陌相连，童仆资财，动以万计”。该文还列举了若干州官横暴加征以厉民，“不奉常典”以贪墨的数十笔具体账目，数额巨大[7]。窥一斑可见全豹。其时，官官贪私，层层设阻，货财不能，无以上达。而“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朝廷“受财有数也，此又何从而得之”？
朝廷无法正常“得之”“有数”的“俸入”，国库日渐空虚，基础崩溃，建筑其上的政权构架就会倾复坍塌。如何挽救？上策是依法加强吏治，“深赃罪之刑”，加重对截留“上供”货财而贪私的官吏以严厉的刑罚。元稹“自称”这是最有效的“革弊之术”。采用其“术”，“皆可以救一时之弊”，疏通被贪赃枉法的官吏们阻塞了的“上供”渠道。
如何“深赃罪之刑”？元稹依前人之见并结合自己的体验，对当务之急做了深刻的申述。务急之一，建立中央集权的货财管理制度，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不给贪赃枉法的官吏以可乘之机。元稹曰：“古今言钱币之轻重者熟矣。”古今之人深思熟虑的结论是，“货财，国家之货财也”，或取或舍，不能随心所欲。一定要按相关政策办事，要符合客观实际，要谨防贪官钻空子、耍花招、鹰鸷其手以求一逞。元稹在《授王播中书侍郎平章事兼盐铁使制》中强调，各个官吏只能各司其职，不能超越权限以“侵货泉之任；而主会计校盈虚者，不得参邦国（货财决断）之重”[8]。务急之二，亦是急中之急，“天下之财”，“在我（指皇帝）而已”。皇帝要独揽财权，从总体上直接操纵货财之“出”“入”。既是“独揽”，就要收回过去“授”给官吏管理货财的“重柄”，防止他们“假之权利”而“成我之怨府”，制止那些心怀鬼胎的贪官借机发泄私愤。
《钱货议状》恳求皇帝“施赏罚必行之令”。上述两个“当务之急”，就是对贪赃枉法者施行的严刑峻罚，就是对货财“上供”采取的法律措施。刑罚严峻与否，最终要看落实情况。只有坚决用之于实践，立停“纸上谈兵”的议论，才能取得效果。元稹曰：“钱货之轻重，不在于议论之不当，患在于法令之不行。”因此必须严肃法纪，严惩犯法之徒，决不姑息养奸。《钱货议状》不仅深刻揭露了贪赃枉法者“滥行”货财的罪行，而且对政府执法力度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亦未闻鞭一夫，黜一吏，赏一告讦，坏一蓄藏。岂法不便于时也？盖行之不至也。”质疑的目的在引起皇帝对“救弊”的重视。从正面解释，元稹是在奏请皇帝采用“鞭”、“黜”、“坏”等措施严厉打击货财犯罪者，并采用奖赏办法鼓励检举揭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