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
举袂，丛兰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此词作于开成三年（838）诗人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 题下原有诗人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关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标志着词已由“选词以配乐”的萌芽状态发展到“由乐以定词”的成熟阶段。全词情调哀婉，语言工丽，却又不流于绮靡，因而况周颐《餐樱庑词话》称赞它“流丽之笔，下开张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谓‘风流高格调’，岂在斯乎？”
综上所述，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这是奠定刘禹锡诗历史地位的三块基石。诚然，它们远不足以概括诗人的全部成就与贡献，我们至少还应当进一步探讨诗人为增强唐诗的抒情功能，丰富唐诗的状物手法、改进唐诗的谋篇工艺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但即便仅由上述三方面，我们也完全可以认定：刘禹锡确实无愧为堪与韩孟、元白相颉颃的中唐名家。
注：
〔1〕参见拙作《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刊于《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参见拙作《论刘禹锡的咏史诗》，刊于《贵州文史丛刊》1984年第1期。
〔3〕参见拙作《论刘禹诗的个性特征》，刊于《文学评论》1987 年第1期。
（作者肖瑞峰，1956年生，现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