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国家调节商品流通方面的思想贡献：
一年岁的丰歉固然能影响粮价的变动，粮价变动又影响百货价格的波动，传统的做法是散物以敛谷或散谷以敛物来平息物价变动，白居易提出了用货币来干预调节的思想，“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均），非钱不可也。”增加了货币缓冲的因素。比如他建议“方今关辅大稔，诚国家散钱敛谷、防险备凶之时也”（《策林》二十）。就是提出在散物敛谷的同时，国家可以启动一批资金，来储积粮食，保护粮价。
二、国家的最高目的不是敛财于国，而是使“百货流通，四民交利”，这与管仲的思想大不相同。他认为，不管是农伤还是人伤（工商伤），对国家来说“其伤一也。”钱“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减少了流通，对生产就不利，赋税征钱不征物，农民有物没有钱，使物价越来越低，等于赋税增加一倍，生产布帛粮食不能流通，就会影响生产，“布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之后，其弊甚于今日矣，非所谓平均调节之道也”（《策林》十九）。解决的办法是国家用货币手段灵活地调控市场，以促进物资的流动。
（四）、堵塞经济黑洞，杜绝官倒奸私
白居易认为对国家危害最大的经济漏洞主要有层层奢糜浪费和官倒二条。在《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里说：“君之静躁为人劳逸之本，君子奢俭为人贫富之源”，君“一肆共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为什么？因为“君好则臣为，上行则下效”，国君的奢侈消费品是从民间逐级征取来的，国君不能节俭，官吏就敢纵欲，百姓就会因此贫困，“君取其一，臣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而且“下成其私，其为害又十倍于前者”（《策要》二十一），国君不能节欲或省用，会影响整个官僚层的奢侈浪费作风，“盖所谓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策林》二十二），这个黑洞永远无法填补。
第二个是官倒，封建社会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采取盐铁官营、榷酤之法、山海之利、关市之征等手段，以聚敛财富，充实国用。但是盐铁使为了招来盐商，就采取多给盐和降低收帛标准的优惠政策来推销盐。这就造成 官倒和中饱的机会。在《盐商妇》一诗中，白居易说：“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如”。在这道诗的中序中说，“恶幸人也”，指用投机手段在经济上牟取暴利的奸商和在政治上依附权贵窃取禄位的盐铁使。原因是盐法积弊太多太久，“法久则弊起也，利厚则奸生”，许多山东大贾为什么避籍盐户就是因为盐利太厚，有利可图。国家为了暂时的利益出卖院场搞个人承包，并出售官吏，致使“院场太多，吏职太众”，为了竞争，弄虚作假，坑骗国家，使商人从中渔利，官吏中饱私囊。所以，“盐愈贵而官愈耗，货逾虚而高愈饶”，盐越来越贵，官越来越多，国家收入越来越少，盐商越来越富。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改革的办法，就是开放关市，减省吏职，使盐铁之利彻底归之于盐民，这种减官省事的做法是政之上策。盐利归之于国家是政之中策。如果如前管理，使盐利归之幸人奸党，就是政之下策，豢养了一批国家蠹虫。这些上农大贾千方百计地取得盐商的身份，就是为了“居无征徭，行无榷税”，并能兼营其他商业，使“利尽入于私室”，下有损于农工商的利益，上无益于国家税收。应该坚持清除这些奸商，清除一切坑蒙拐骗的做法，使社会各阶层能在一个基本公平的市场法则下去进行竞争，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