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还有一始终困扰朝廷的连绵不断的战争问题。由于安史之乱，使大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都受到削弱，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便乘机不断地向中原地区用兵，曾经在唐太宗时依靠正确的民族政策建立的稳定的民族关系，现在起了根本的变化。接连不断的民族战争，成了极其严重的国家负担。白居易明智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把战争分为三类，即“贪兵、应兵、义兵”。他说：“夫兴利除害，就天顺人，不为名尸，义然后动，谓之“义兵”；相对观衅，取乱侮亡，不为祸先，敌至而应，谓之“应兵”；恃力宣骄，作威逞欲，轻人性命，贪人土地，谓之“贪兵”。兵贪者亡，兵应者强，兵义者王，王之兵无敌于天下也。”（《策林》四十三）显然，白居易所说的“义兵”和“应兵”都是正义的。“义兵”是主动地出击，“应兵”是被动地防守，“贪兵”则是非正义的掠夺和侵犯，是白居易所坚决反对的。
白居易对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变化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历来对付西北民族的政策有四种：第一种是“先将练兵，长驱直入之谋”，这种政策“殚财耗力，罢竭生人，祸结兵连，功不偿费”；第二是“建以三表，诱以五饵之术”，这种政策“羌胡之耳目心腹虽诱而荒矣，而华夏之财力风教亦随而弊矣”；这三是“厚以赂遗，结以和亲之计”，这种政策“则启宠纳侮，厚费偷安，虽侵略之患暂宁，而和好之约屡背”；第四是“徙人实边，劝农教战之策”，这种政策“则边人有安土之患，未免攻战之劳‘匈如无得志之虞，亦绝归心之望。”在这四种政策中，白居易比较说：“讨之以兵，不若诱之以饵；诱之以饵，不若和之以亲；和之以亲，不若备之有素，斯皆前代已验之事。”所以他建议朝廷采取比较明智、比较妥善的民族政策，长期备战，不轻启边衅。“不以士马强而才力盛，恃之而务战争；不以亭障静而烟尘销，轻之而去守备。但且防其侵轶，遏其虔刘，去而勿追，来面勿纵而已。”（《策林》四十八）这些思想，在唐代乃至到宋代，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安边思想，是正确而实际的政治管理思想，它是完全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也是崇高的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当时封建社会中比较明智的先进的政治思想。
白居易作为中国古代一个文儒派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思想是相当先进的，他的伟大在于他能冲破本阶级的局限，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上，为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筹划和决策，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精神，他的政治理想和他的诗歌一样，都是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
二、经济管理思想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又是一个以致君济人为己任的封建官吏，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安史之乱结束，唐王朝三大矛盾（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继续深入扩大，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接连失败，全国性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形成的时期，“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诗）正是当时危机形势的写照。白居易抱着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抱负，“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为诗为文，匡时救世，“为君、为臣、为民、为事”，大胆地揭露政治的黑暗、官僚的腐败和民生的疾苦，积极地宣扬他的政治观点和经济见解。他以诗言政教，提倡救失之道，《重赋》和《赠友》批评两税法执行中的弊端，《重赋》中说：“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劂初防其淫，明地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搜刮）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就是一篇变相的谏草，诗化的启奏。《赠友》中的首批评国家收夏秋两税时，不收实物光收钱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刀日已重，农力日已惮，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批评安史乱时国家加税，但战后却不减税的错误，就是讽谕性的谏诤了。
还有如：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征暴敛求考课，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卖炭翁》）“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如。”（《盐商妇》）都是作者以诗的形式从各个方面反映并批评中唐时期的经济混乱状况。与诗相表里的是他的政治论文《策林》七十五首以及《为人上宰相书》，前者是他为了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事”的结晶，后者是七十五首的思想总纲，内容涉及较广，其中的经济思想，在今天仍有其借鉴的意义，试概括如下：
（一）、承认人欲，顺应而理之
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百里不同禁，四时自为政”（《赠友》），土地荒芜，经济萧条，“人多游心，地有遗力；守本业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荡而忘归。”（《策林》十九）宦官专权，朋党争斗，李唐政权存在严重危机。如何改变被动局面，重振朝纲，白居易提出皇帝要效法三皇五帝，“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
天下人心想什么？老百姓欲望是什么？白居易首先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考虑，认为第一个层次就是要实现自己的经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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