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有小人的利，大人有大人的利。白居易说，圣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观念，“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策林》二十二）他所说的“利万人”，就是社会上的士、农、工、商（四民）都有利，使“四人之利咸遂。”（《策林·平百货之价》）。他所说的富天下就是各行业均富，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益，使之均衡发展，使布帛、粮食、物资、货币始终处在一种平衡的价格层次上。
白居易承认人欲、强调利益均衡的思想反映了他对社会各行业平衡发展的重视，主张用利益调节的原则来治国，这是符合经济社会的价值规律的。
（二）、调节好上民之利 使之均衡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切社会事业的基础，这是一条普遍真理，或者说这是各个社会共同的一般规律。人们只有在吃饱穿暖之后，行有余力才能够办别的事情，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以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都要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
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固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农业社会不失为一种基本国策，各朝代在尺度把握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不可改变。即使现在，稳妥的提法仍然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可见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农工商利益的互补性。白居易认为士（统治阶级）与农工商上下之间的利益要均衡，农工商互相之前的利益也要均衡，不能夺下以壅上，也不能厚此而薄彼，要有全局观念。“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轻重，使百货流通，四民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策林》十九）利作为一个常数，“若羡于上则耗于下也，有余于此则不足于彼也，”国君要适时调节四民之利，使之均衡。“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基三，三者和钧（均），非钱不可也。”（《策林》二十）
白居易提出的运用货币手段进行均衡比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要进步科学。因为它对全社会有好处，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希望，但当时的社会实际是调节失控。趋“农桑者劳而伤”，趋“游堕者逸而利”，“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结果是四野荒芜，“室如悬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策林》十九）生产破坏，经济进一步恶化。白居易提出二条，首先要节欲于中，省用于外，这是根本的富民措施；其次要加大力度保护农业，减少农民的税收负担，使农业尽快恢复。现在是“籴甚贱，钱甚重”，粮食卖不上好价钱，“则伤农”，是其一。国家税收“失其本”，只要钱，不要农产品，使农产品进一步贬值（应该恢复唐初的租调实物政策），是其二。白居易认为，国家的一切利都出自农业（直接生产部门），是“本于 农桑而兴利”、“若不本于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策林》二十二）“不自地出”之利，都是“巧取于人”的“曲成之利”，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利。
举例来说，盐法之谋，榷酤之法，山海之利，关市之征，固然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从一个方面减轻了一下农民的负担，但是与商人争利的结果是商人完全可以把这一部分税收加入到成本中去，甚至加得更大一些，实际上受害的仍是农民。这利税加得越多，商人的利越多，农民受害越大，结果是“人心穷，王泽竭”，对生产越不利。“利穴开而罪梯构”，国家“但见其害不见其利”。这种利“日引月长”，农民就“日削而朘瘦”，所以，应该在盐铁专卖、榷酤之法、山海之利，关市之征上全面放开，使“利散于下，人逸而富”，如果利壅于上，则人劳而贫。
“君民一体，四海一家，人富则君能不足？子富父焉能贫？若夺其利财害生，若除其害则利生”，利害都要归于百姓的，这就如同囊漏于贮中一样，所以，只有减税，不重用计数之吏，不畜养聚敛之臣，避免侵削于下诛求于人，使利出一孔（即农民只向国家缴税，不接受任何额外摊派）。如果利出多孔，就容易伤农或伤工，“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工商业）则财用不足，不管是伤农伤工，甚贵或甚贱，以国家来说都是损伤，国家经济平稳运行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三）、国家要有力量调节商品流通
要做到“四人之利咸遂”，关键在于国家要有力量调节商品流通。他说“古者圣王在上，而下不冻馁者，何哉？非家至日见，衣之食之，盖能均其衣食之源也”。就是通过国家对商品流通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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