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分析当时的社会的第二个弊病是“政缺”，即政治失范，“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白居易所说的“政缺”，就是政治紊乱，昏暗不明，陷入危机。解决政缺危机还必须从修明政教着手：“将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将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将欲息兵革，先念销寇戎；将欲销寇戎，先念修政孝。何者？若政教修，则下无诈伪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销矣，则境无兴发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则国无馈鍕飞挽之费，而征徭 所由省矣。征徭省，则人无流亡转徙之忧，则黎庶所由安矣。”白居易从社会弊病的连环套中认识并提出从修明政治来解救的方案，这无疑是顺应天意民心的，也是切中肯綮的。
怎样才能达到政教修明？使“政教肃”、“诚信明”、使“暴乱革心”、“犷骛归命。”白居易有针对性提出了八条建议，即“去烦扰之吏”，“默苛酷之官”、“省修葺之劳”、“减服御之数”、“薄麦禾之税”、“轻布帛之征”、“节声乐之娱”、“损嫔嫱之数”。这八条建议中，整肃吏治是放在首要的位置上的。白居易说：“古先圣王之理也，制欲于未萌，除害于未兆，故静无败事，动有成功。官邪而后责之，吏奸而后诛之，征则惩矣，不若审其才，得其人，使不至于奸邪也。”（《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政治要开明，就要采取诚实的态度，天下为公，“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顺其心以出令，则不严而理；因其欲以设教，则不劳而成。故风号无文而人从，刑赏不施而人服。”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自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有的君主不明白这一点“以己心为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为欲，咈百姓以从一人之欲也。”这样做，是舍弃了老百姓之欲而满足自己的私欲，“心与道未合，政与欲并行，得失交争，利害相半，如此，则虽宵衣旰食，劳体励精”，“令出而吏或犯，设教而人敢违。刑虽明而寡惩，赏虽厚而鲜劝。”越管矛盾越尖锐，因为政治上已经失去信誉了。
国家的第三个弊病是财政赋税问题——即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实质还是政治问题，是利益的分配问题，是统治阶级要让人民能够活下去为他们好好生产的问题。白居易在《策林·息游情、劝农桑、议赋税、复租庸、罢缗钱、用布帛》一文中全面地分析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一句话，就是统治阶级彩多管齐下盘剥百姓的作法，实际上是在破坏生产力。他说：“当今游惰者逸而利，农桑者劳而伤。所以伤者，由天下钱刀重而布帛轻也。所以轻者，由赋敛失其本也。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布帛而已。今则布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使胥吏迫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皮，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益豪富，田垅罢人终岁勤力者日益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以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馨。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复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这里说明了三个问题：一个是谷贱伤农，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不愿意种田而去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二是大地主大官僚操纵政权，以阴险的剥削方式来压榨百姓，使市场价格波动失衡，以牟取暴利。三是实物地租的形式遭到破坏，变相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他认为首先必须废除“税钱制度，”使富商豪贾没有可投机的机会。其次统治阶级要“省用、寡欲”，尽量减轻农民的额外负担。很明显，这种政治主张无疑是对农民有利的。
白居易认为国家的兴废理乱，首先取决于政教是否得民心：“教无常兴，亦无常废；人无常理，亦无常乱。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出善言，则天下之人获其福；一违善道，则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一念于德，而邦有以渐于兴。交应之间，实犹影响。”（《策林》二）一个好的政策，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一个错误的政策，代表了某些小集团的利益，就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涣散了人心人力。决定政策的一国之君的作用就在这里。
什么是不好的政治？检验的标准就是法令越来越繁琐，政务越来越繁忙，犯法的人越来越多。只有“政教洽”，才能“四海宁”，只有“惩劝行”，才能“万人化”。唐太宗曾总结自己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是“以百姓心为心”，白居易曾赞叹地说：“臣以为致贞观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策林》七）政治是一面旗帜，是一面镜子，最怕的是说一套，做一套。要天下为公，用诚实的态度对待百姓。“教化优深，则廉让兴而仁义作。刑政偷薄，则讹伪起而奸宄臻。”“凉德弊政，严令繁刑，而求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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