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中隐 白居易 吏隐 士大夫与封建集权 理学
法国思想家帕思卡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这句富有哲理的话语昭示着我们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就如同一支腹内空空的芦苇一样随时可能寂灭，但它更昭示了另一个真理：人又是坚韧与挺拔的，因为在脆弱的形体之下充填着一种精神足以支撑起完整的人格。人格自然是有高下的，正如精神有优劣，在面对纷嚣的喧闹和烦恼的尘世时，这种差别便逐渐显现了。处身于变动无常的社会之中，有人趋炎媚俗，有人清高孤傲，有人俯仰随人，有人弃世高蹈，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力挽狂澜，有人成功，有人成仁，有人狂哭，有人狂笑，每个生命个体都在时间和空间交织的坐标上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其中最能代表和影响他人的，就是代表社会心理的悲天悯人的士大夫阶层了。在文人士大夫的歌哭笑骂之中，我们穿越时空体味到了那一时代的世道人心、思想风潮，就像在一片嘈杂当中我们突然听到了一丝响亮清脆的芦笛，使我们为之仰慕倾心或扼腕感叹。
如果说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奏出的是一部抑扬顿挫的交响乐，那么中唐时期便是乐章中的一个分隔符——中唐之前，我们听到汉唐盛世鼓乐齐鸣，而中唐之后，我们听到的则是危机重重进而幽咽哀绝。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的分野，更是古今百代之分野。的确，“天宝前后完全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面目”[1]，这种急转直下的转变深深地决定着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文化的面目，不论是艺术、哲学、世道人心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从艺术乃至人格来看，最先体现这种由盛转衰情境下的士大夫典型自然是白居易。他的立身原则、思想信念、文品人格对后代文人士大夫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他作为中唐文化的代表，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讽喻诗”和“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运动”，更在于他在传统文化交困之际吸收了佛家禅宗思想，创立了“中隐”理论，替那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中痛苦的士人找到了一条平衡出处仕隐的存身之道，并且身体力行以自身的出处沉浮来昭示了文人士大夫在集权制度之下苟全其身的生存法则，为其后的文人士大夫树立了一个人格典型。
(一) 士大夫与封建集权的龃龉和平衡
作为士大夫，在人的层面上总是希望保持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生活内容、审美情趣，保持相对独立的自我。但是，这种相对独立的要求与封建集权制度发生了龃龉。
自古以来，人们对“士”的社会价值作思辨的时候，无不把“士”对集权制度的利害作为出发点。肯定“士”的积极作用的，有《墨子·尚贤》所谓“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抱持一种不乐观态度的则有《韩非子·五蠹》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集权制度认识得很清楚，士大夫阶层在整个封建链条上扮演的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在一整套严格的封建宗法制度之中，士大夫阶层是连接皇权与“溥天之下”、“率土之滨”的关键环节。为了保持整个封建宗法制度的相对稳定，它必须绝对控制士大夫这一阶层，来保持“君君臣臣”的礼法制度和中央集权的威严。但是，另一方面，要正常运作整个统一而又庞大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转盘而使整个社会体系免于瘫痪，又离不开士大夫阶层的参与与监督，否则整个社会必将陷于独裁化、专制化集权或敌对危机之中。于是，士大夫阶层在整个链条上充当双向调节的和事佬的角色：封建社会机制的维持与平衡要求它“不仅仅是担当皇权的执行者，而且还必须是代表统治阶级整体、长远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对皇权的抑制者”。[2]在这种必然要求之下，士大夫一方面要对皇权负责，另一方面要对整个社会体系负责，更重要的是，它在这种角色中便很容易丧失自我的人格独立，丧失对自己的责任。
至此，士大夫与封建集权的龃龉产生了。皇权要求它绝对服从，而社会体系又要求它抑制独裁或专政来维持平衡，而这两者都无疑给它加了一个枷锁，使它随时可能身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