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天下之户口日耗，天下之士马日滋；游手于道途市井者不知归，托足于军籍释流者不知返。计数之吏日进，取敛之法日兴。田畴不辟而麦禾之赋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价日贱。吏部则士人多而官员少，奸滥日生；诸使则课利少而羡余多，侵削日甚。举一知十，可胜言哉！”（《与人上宰相书》）
面对千疮百孔的局势，白居易设想，首先是建立一个能够举贤授能、广通言路。政治上开明的政府，以及时地补察时政。
中唐时期，文儒派知识分子如王伾、王叔文、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要求改革，与世家豪族如李德裕等旧官僚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贵族旧官僚们狼狈为奸、排斥异己，一意孤行，而对敢讲真话、有真才实学的人予以残酷打击，甚至杀无赦。在这黑暗的高压统治下，大多数正直的人只能保持缄默等待时机。白居易则表现出青年政治家的激进势头，提出要重振朝纲，开明政治。他说：“夫百职不修，万事不举，皇纲弛而不振，颓俗荡而不还者，由君子谠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长也。臣伏见近代以来，时议者率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圭之臣。自国及家，寝成风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寇仇，’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识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竞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在这种高压政治的摧逼之下，“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太息。”歪风邪气得以畅行无阻，“强毅果断之心曲，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举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达于事变。”社会上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趋向，那儿有利那儿钻，“人之蚩蚩，唯利是务。若利出于慎默，则慎默之风大起，若利出于谠直，则谠直之风大行。”所以他希望国君“以至公统天下，以至明御群臣。”最首要的是要能鉴别人才，对“谠直强毅、举正弹违者引而进之，”对“慎默畏忌，吐刚茹柔者推而远之，使此有利而彼无利也。”这样才能使“百职修，万事举，皇纲振，颓俗移。太平之风，由斯而致矣。”（《策林·使百职修皇纲振》）
白居易提出用广开言路的办法来纠正是非混淆、贤愚不辨的情况。他在《策林》六十九中提出要运用古代的采诗制度来促进言论自由，在《策林》七十《纳谏》一文中云：圣王“立谏诤讽议之言，开献替启沃之道，俾乎补察遗阙，辅助聪明，忧惧其未也，于是设敢谏之鼓，建进善之旌，立诽谤之木，工商得以流议，土庶得以传言，然后过日闻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圣王从此途出焉。”他启发皇帝向古代的三王学习，能够普遍地采纳各方面的意见，改善朝廷的政治，悯恤老百姓的疾苦。“故臣以为周之衰灭者，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汉之祸乱者，宠而失教，立不选贤，非独强大之故也。由是观之，苟固其本，寻其源，虽郡与国，俱可理而安矣。苟逾其防，失其柄，虽侯与守，俱能乱且危矣。”所以要“操理柄，立人防，导化源。”（《策林·议封建论郡县》）从政治上、组织人事上和文教宣传上全面革新。
白居易自己在做谏官的时候，便实践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对于朝政的失误之处，他绝不放过，反复上书，词恳意切，有时竟到了毫不顾忌的固执程度，他说：“所以言过者，以为词不切、意不激则不能动君听、感君心而发愤于至理也。”（《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他自比贾谊，也希望唐宪 宗皇帝能成为汉文帝，察纳雅言，使国家大治。他说，汉文帝时万方大理，四海大和，可是贾谊上疏时言辞过激，说现在的社会危险很大，“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汉文帝能体谅贾谊的苦心，容纳他的过激言辞，待之如家人父子，可算是一个英明的皇帝了。因此白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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