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之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立即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他与杨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马占山为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新编一东北抗日先锋队，成立参谋团(包括东北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以及红军代表叶剑英等)；在政治方面，成立设计委员会(包括东北、西北政治人员及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并与杨虎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的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及其他具体救国办法。至此，西安事变得列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25日)，张学良见目的业已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由米春霖送行。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蒋对张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留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宋子文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张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他认为，“西安事变”让蒋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蒋既答应抗日救国，就该给其撑点面子，帮助蒋恢复威信。同时他又以为自己这样忠心为国，仁至义尽，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周恩来赶到机场想劝张学良回来，但张、蒋所乘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宋不禁慨叹地说：“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起队列送天霸，还差一点要负荆请罪呢!”
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褫夺公民权五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在西安时，许多人都规劝张学良不要送蒋，以免上当。可是张学良却坚信蒋介石的人格，他对外人说：“这次我们放他回去，以后还是要争取、团结他共同抗日的，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使他能保持威信，好见人，好办事，也使他不致对我们再存戒心和怨恨，这有利于共同抗日。我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求结束对内压迫对外屈膝的国策。至于蒋介石如果把已经答应了的条件又推翻了，那还有什么信用、人格可言呢?”直到法庭开庭审判他时，他才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天真的。这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历述了不抵抗主义的来由，宣读了“铣电”的原文，并重申了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不牵连别人，他把事变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审判长李烈钧说：“张汉卿真是条好汉子。”
1937年1月，蒋介石密令把张学良押到奉化溪口软禁。2月，他从奉化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同时，他托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说：“我个人既然牺牲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要求还得保持这个友谊与愿足矣。”“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去抗日。蒋介石却回信叫他“好好读四书五经”。
张学良被囚禁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努力争取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并派张的四弟张学思(中共党员)于1937年8月去奉比溪口探监。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兄弟两人只能躲在书房角落里，利用纸条表达心中的干言万语。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要张学思多看进步书，抗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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