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改组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第二十二个旅扩充为二十七个旅,骑兵由三个旅扩充成四个旅;炮兵由野炮四个团,扩充为两个炮兵独立旅,一个重炮兵团。全部兵力号称三十万,能战之兵,不下二十万人。还扩大奉天兵工厂,每年能出大炮一百五十余门,步枪六万余支,机枪千挺以上,而当时该厂制造的追击炮成为关内各军之冠。空军也得到了扩充,向法国、意大利购进数十架新式飞机,全部空军拥有飞机三百多架。他把训练高质量的飞行员作为航空处第一位的工作,并以重金聘请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赵延绪、王立序和法国退役飞行员博赖等为航校教官。1925年他又从东北军军官训练班的一千余学员中,筛选出二十八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送到法国最新式的毛兰纳航空学校和高特龙航空学校训练。1926年,这批学员毕业时,南京方面和其他军阀都派代表去法国进行拉拢。张学良得知后,立即打电话给机械处处长徐世英:“请你马上通知姚锡九,让他把在法留学的二十八名航空学员,全部由准尉提升为中尉阶级。并请姚锡九和学员们讲清楚,回国后不用几年,只要尽忠职守,全都可以提升为少校和中校……”当这批学员回到香港时,他派徐世英远道到香港迎接,防止学员被他方拉走。他还添设航警处,在哈尔滨设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学校,加强海军建设。

    在整军经武中,张学良最重视对人才的使用与培养。他认为奉军第一次与直系军阀作战之失败,兵不精、械不良,固然是重要原因,而参谋帷幄之才不够,能征惯战之将不足,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他对排连长以上干部都做了调整选拔,大量吸收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新进人才,加以重用。他对东北讲武堂的学生和教宫中之成绩优良、才干出众者,每每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他们的姓名,随时调用。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担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正面主攻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苦战,奉军攻破了山海关。打败直军后,他统带京榆驻军,设司令部于天津。

    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怀著救国救民的愿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举兵反奉。在这之前,郭松龄曾向张学良提出“父让子继接任镇威军总司令”的建议。张学良认为郭有强烈爱国思想,积极主张改革,与自己思想一致;但又害怕以武力取代父亲的地位,舆论必以“叛逆”相加,不仅会失去部属的拥护,而且也难立足于社会,故未敢接受郭的建议。

    张学良对郭松龄之反戈,早有觉察,但他没料到郭动手这样快。当时张与郭带领东北军劲旅驻军京榆一带,张为驻军军长兼第四师长,郭为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郭握有步炮精兵六万多人,事变前一天,张学良与郭在天津会面时,已看出郭即将行动,当晚即乘车出关,并命令驻山海关附近的十九团团长张廷枢迅速布防。他赶回奉天向老帅请示,于11月29日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至兴隆店设立临时司令部,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郭是以镇压杨宇霆叛乱为名而回师关外的。迨出关后,郭之部下知杨并没有造反,而是出关打老帅,立即军心涣散,不战而溃了。郭见大势已去,化装逃走,被马占山的骑兵追及俘获。郭与夫人韩淑秀一同被害。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之死,是很痛惜的。后来,他经常怀念郭松龄,每当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就感叹地说:“有茂宸(郭松龄宇)在,哪用我为这份难。”

    1926年初,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口号,联合进攻冯五祥的国民军和南方的革命势力。张学良统率第三军在南口参加了对冯玉样国民军的作战。同年11月,北方军阀组成了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的安国军,企图阻止从南方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12月,张学良升为陆军上将。次年5月,他奉命率部在河南与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作战。当时,他并不仇恨国民党,当奉军战败北退时,下令保存了郑州附近的军火库,并给北伐军留下了书信一封,以示并无敌意。

    同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张学良为京汉线总指挥,率三、四方面军团由保定向石家庄进发,攻击阎军。10月12日,晋军师长傅作义从五台山插出,乘虚抢占了北京以南百里之遥的涿州。这是奉军的后方,又是通向北京的咽喉。涿州失守后,张学良立即率精锐部队前往围攻。双方争勇斗狠,死伤累累。奉军屡攻屡挫,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把战斗推向了空前残酷的地步。涿州战役一直打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与傅作义的成名之役。

    1928年1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进攻奉军。张学良再次任京汉线总指挥,率部阻止北伐军北进。5月下旬,奉军在石家庄、保定战役中连续失利。张作霖见奉军败局已定,便下达总退却命令。

    6月4日5时30分,张作霖回奉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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