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其实杨虎城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于是双方不谋而合。
1936年3月，张学良同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4月9日，他同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当时，张学良虽有联共抗日的打算，但仍有不少顾虑。他就法西斯主义、国家前途和逼蒋抗日等迷惑不解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以诚恳明朗态度对他所提的问题作了回答。双方最后一致确定，不分党派一致抗日，采取内外结合，红军在外，张在内，逼蒋抗日。双方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的长谈。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奠定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基础。
从延安归来，张学良便以逼蒋联共抗日工作为己任，更加积极地著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为培养抗日力量，他成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抗日同志会、学兵队等组织，亲自担任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团长和抗日同志会的主席；还分别派代表到新疆、广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与各地实力派系相联络，以便配合。在张、杨的支持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在西安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各学校都先后成立了教职员救国联合会和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东北旅陕人士组织的“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也先后成立。
随著西北“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步步激化。蒋介石派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担任“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政工头子曾扩情担任政训处长，闵湘帆为“西北剿总”经理处处长，从军事、政治、经济二方面，对张学良加以监视，并在西安设有特警宪情报机构大小一白二十多处。东北军秘密刊印的反对“先安内后攘外”，主张团结抗日的小册子《活路》、《文化》等都被蒋特发现，使蒋介石得到了张、杨秘密联合，主张抗日的具体证据。接著，蒋介石电令陕西省党部逮捕数名在东北军工作的共产党员，企图以此给张一个警告。8月29日，特务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闻讯后，极为震怒，不仅抢回了宋黎，而且还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事后，张致电蒋介石承认鲁莽，自请处分，而对所捕共产党员则宣告无罪释放。这——果敢行动，沉重地打击了特务们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反蒋情绪，群众莫不称快。“艳晚事件”成为西安事变的一个前奏曲。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lo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道抗日，并认为蒋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是很大错误，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张学良指责蒋介石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又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12月4日，蒋介石带著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乃与杨虎城紧急磋商。他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根本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口；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