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方外圆”，外柔内刚。柳宗元在总结“永贞革新”的经验教训时，曾反思过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他自述“年少气锐，不识几微”，“年少好事”，“性又倨野，不能催折”，但从未承认参加革新是错误的。由于性格外向，意气用事，容易得罪人。他回忆道“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井，不知颠踣”，“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韩愈也说他是“不自贵重顾藉”。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贞元十四年，柳宗元在长安刚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不久，遇到国子司业阳城遭贬，太学生们阙下请愿。他毫不顾忌，公开与朝廷唱反调，给太学生写信，热情赞扬阳城，声援他们。二是刚到永州不久，他撰写《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对父亲柳镇的朋友褒贬不一，少有忌讳。他称已故宰相崔损“畏慎，为相，无所发明”，称当时还在世、两次为相的郑余庆是“始天下皆以为长者，及为大官，名益少”。我行我素，“面轻辱好讥议”，不晓得什么是得罪人，确实是刚有余而柔不足。柳宗元在永州，给内弟杨诲之写过两封信：《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第二书》，还写过议论文《说车赠杨诲之》，重点阐明了“内方外圆”的处世哲学。“存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从“车说之道”生发开来，“车之悦，其有益乎行于世也。”“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其主旨是“方其中，圆其外”，方以守志，圆以行道。“方”就是要坚持自己心中的志向“大中之道”。“所谓圆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圆指圆通，并非圆滑媚俗。其本意是要象车轮一样，可进可退，刚健而行，附地而进。这是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他还认为性格纯刚纯柔都于己不利，“刚柔同体，应变若化”才“然后能志于道”。并劝告杨诲之要学会内方外圆的处世方式，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在永州，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时自称“负罪臣”，“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披上一层保护色，目的是迷惑政敌，以利战斗。柳宗元坚持原则，对大是大非问题毫不含糊，决不妥协。同时又讲究斗争策略，有时不惜委曲求全，“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与杨诲之第二书》）。本文来自－我－爱－语－文－（我爱语文 http://www.52yuwen.com公益语文第一站）浏览
（五）珍惜友谊，忠信真诚。柳宗元喜欢交友，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他与韩愈同在朝廷为官，均是诗文高手，一起倡导“古文运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两人在政治上并不是同道人，在天人关系上也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有友谊。柳宗元以“罪人”贬谪南荒，时亲交故旧多已断绝关系，但韩愈对他的不幸表示惋惜、同情，并保持书信往来。有人向韩愈请教文章，他却极力推荐“系囚”柳宗元。在诗中称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当韩愈写下讥评时弊的奇文《毛颖传》，被人指责为“戏谑之言”，柳宗元却盛赞此文，写下《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给韩愈以支持。元和六年，韩愈任史官修撰，柳致书激励，并提供史料，写成《段太尉逸事状》。元和十四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时为袁州刺史的韩愈悲痛欲绝，立即写了祭文、墓志。对柳宗元的学问、文章、政绩作了充分肯定，尤其对柳舍己为人的品质热情赞颂。柳宗元临终前曾托孤于韩愈，韩愈勇于承担责任，可见韩柳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它不是势利之交，而是感情深厚的君子之交、文学之交。柳宗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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