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所见毕竟相同，开禧二年（1206年）夏季，韩侂胄认为出兵北伐的最后时机已经成熟，命令制置使叶适起草一份伐金诏书，叶适予以拒绝。他在给宋宁宗的上书中忧心如焚地预言说，如果认为“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而轻率冒进，将是一个“至险至危”的事情。韩侂胄转而命李璧起草的伐金诏书于当年6月14日颁布，但到北伐彻底失败，中原百姓亦未如诏书所号召的那样起而响应。

最后，辛弃疾以廉颇自况，常见的分析是：“这一年词人已经64岁了，但他仍然希望为祖国效力；可惜韩侂胄不接纳他的缓进建议，又有小人从中挑拔，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悲愤，很可能他会像当年赵国名将廉颇一样，被执政者弃置不用。他的这一猜想很快就变成了事实——韩侂胄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42]

这其实包含着对历史的双重误读。一方面，这“事实”发生在辛弃疾作《永遇乐》词前夕，而非发生在作词之后，所以那算不上是“猜想”。《宋会要·职官》记载：“开禧元年三月二日，宝谟阁待制知镇江府辛弃疾降两官，以通直郎张瑛不法，弃疾坐谬举之责也。”另一方面，所谓“降两官”，也不是“免去了他的官职”，而是如《宋史·弃疾传》所云：“坐谬举，降朝散大夫。”按宋代官阶，朝议大夫之下为朝请大夫，朝请大夫之下为朝散大夫。因所荐通直郎张瑛不法，辛弃疾由朝议大夫降为朝散大夫。这是官阶的升降，而不是官职的任免。开禧元年六月十九日，辛弃疾“改知隆兴府”，但“旋以言者论列，与宫观”，即罢免知隆兴府，授予提举冲佑观。宋代官制，实现“官”、“职”和“差遣”分离，“官”只表明一个官员的位品（如朝议大夫等），“职”只是荣誉职务（如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和提举冲佑观等），“差遣”（如知镇江府等）才拥有行政权力。所以，辛弃疾知镇江府之官职并未被韩侂胄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过；他的知隆兴府被免去，不是因为“用人不当”，而是如《宋会要·职官》所记，“以言者论列”即“以臣僚言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之故（宋朝许台谏官员风闻言事，真假如何，自当别论）。

廉颇的情况又怎样呢？“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拔之。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43]这样，“廉颇本人就陷入了非常难堪的境地。他本是领兵攻打魏国的，突然间却转而流亡魏国──当然，‘魏王虽尊为客将，疑而不用。’‘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所谓‘我思用赵人’，或者是楚人不为所用，或者是楚人不中所用，这才想起最适合他使用的还是赵国士兵。鲁迅曾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中提到：‘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和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燕王曾问燕军以五伐一，能否胜赵，乐间说不可，因为‘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乐间的劝告发兵伐赵，结果反被廉颇和乐乘重创，兵临城下。廉颇在赵国为良将，其个体能力得以显示，和其赵国这一群体归属大有关系。确实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那历来都附有一个‘以便于国家’的前提。奉命来代替他的是乐乘而非赵括之流，廉颇却不‘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反而对乐乘举兵相向，结果是乐乘不能领兵作战而他自己也无法安身于赵，于国于人于己何益之有？社稷为重，并非只为社稷，同时也可说是为自身，因为个体无论怎样重要，一离开群体即无足轻重也！因此，廉颇在赵国为良将，一为楚将却无功，其教训应当是非常深刻的。”[44]

赵宋王朝因陈桥驿兵变而建成，所以和宋文帝刘义隆一样不敢放手使用人才，“将无常兵，兵无常将”，谈何作为呢？辛弃疾南归四十三年，不停地上书献计，吟词明志，一有机会还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但却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楼观甫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生、哀乐相寻，今犹昔。”（《满江红·江行》）君臣之间关系如此，臣臣之间又如何呢？辛弃疾在南归之后不久所上的《九议》中痛切指出：朝廷恢复中原，准备借助中原军民的力量去取得抗金斗争的胜利，但是重用了像辛弃疾这样起义南归的中原人士，东南将士会不高兴。（“朝廷规模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南北之士斗其势然也。”）所以，“有客慨然谈功名”，辛弃疾就忍不住“追念少年时事”而赋《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仆姑。”南归之前，辛弃疾能够跃马横刀，突入敌营，生擒叛将，是因为他“强将手下无弱兵”也。韩侂胄当政，辛弃疾虽被重新起用，但却是“又打又拉”式地用，而不是真心重用，因为他是韩侂胄执政前期大搞“伪学逆党案”所迫害的理学大师朱熹之挚友；何况此时年过六旬，且被朝廷闲置了20年，从前的部属凋谢殆尽，“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他还能靠谁去办事呢？所荐张瑛不法，“坐谬举，降两官”，使辛弃疾以廉颇自况者，不在职务（论出身、资历和业绩，其任职已可谓重矣），而在群体归属建构，既无真心相待之上司，亦无缓急可用之部属——一句话：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所说，“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也[45]。

恨自己无心腹可倚，想到挚友朱熹的遭遇，辛弃疾自然明白自己亦未能被韩侂胄倚为心腹。绍熙五年（1194年），宋朝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协作策立宋宁宗。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则当推赏。”乃加郭杲节钺，而侂胄但迁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传道诏旨，浸见亲幸，时时乘间窃弄威福。朱熹白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而疏远之，另一学者叶适也劝汝愚：“侂胄所望，不过节钺而已，与之又有何妨？”汝愚不以为意[46]。最后，韩侂胄掌握军政大权，制造了“庆元党禁”，把一大批支持赵汝愚的文武官员都列为道学家，称之为“伪学”、“逆党”，予以贬黜，其中就有朱熹，连在学术上是反道学之旗帜的叶适也被列入“伪学逆党籍”，受到迫害。“熹殁，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独辛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47]韩侂胄“欲去异己以快所私”而兴“禁学之祸”，但后来有人劝他：“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侂胄从之。于是赵汝愚追复资政殿学士；党人见在者，徐谊、刘光祖、陈傅良、章颖、薛叔似、叶适、曾三聘、项安世、范仲黼、黄颢、詹体仁、游仲鸿等诸人，皆先后复官自便。[48]辛弃疾也被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后受宋宁宗召见，不久改知镇江府，赐金带。显然，韩侂胄可谓反复无常却有常之徒：“无常”，其举措并非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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