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宋文帝刘义隆也可谓守成之主。他在位二十九年，“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史称“元嘉之治”。但他不甘只是守成，遣师北伐，却遭挫败。因为他是随宫廷政变而被推上皇位的，权臣功高震主之阴影一直使他不敢放手使用将帅，虽然自己“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却要“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以致“诏从远来，事势已异”[14]，何况“将非韩、白”，结果自然是“覆师丧旅，延寇蹙境”！[15]元嘉十三年（436年），宋文帝病重，彭城王刘义康执政，怕宋文帝一死而檀道济不听命于己，矫诏召其入朝，与子八人并戮于建康。道济临刑怒吼：“乃复坏汝万里长城！”北魏统治者闻之，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被宋文帝任命去攻打滑台的朔宁将军王玄谟却是怎样一个人呢？史载：“王玄谟士众甚盛，器械精严，而玄谟贪愎好杀。初围滑台，城中多茅屋，众请以火箭烧之。玄谟曰：‘彼吾财也，何遽烧之！’城中即撤屋穴处。时河、洛之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玄谟不即其长帅而以配私昵；家什布匹，责大梨八百；由是众心失望。攻城数月不下，众请发车为营，玄谟不从。”结果，魏人南扺瓜步，欲饮马长江。“上登石头城，有忧色，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若檀道济在，岂使胡至此？’”[16]

辛弃疾借古意在讽今。当时，韩侂胄掌握军政大权，贵为平原郡王、太师、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之上，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高谈伐金，却继续过着奢靡荒淫的生活，其着意经营的私人苑林南园，“凿山为园，下瞰宗庙”，“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17]。而聚集在韩侂胄周围的则全是无赖小人，无耻之徒，如韩侂胄的亲信、宰相陈自强“性极贪鄙，四方来书若无贿赂，则不折阅；人有仕进干请，必议价而后予；又纵子弟亲戚收授贿赂”，另一亲信苏师旦“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至江上诸帅，皆立定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所以当时就有人称南宋朝廷“满朝都是贼”[18]。韩侂胄被杀之后，朝廷没收韩侂胄及其党羽的土地，每年从这些田地上收租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余斛，另外尚有现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余贯。

宋文帝仓皇北顾而反思到了决策过程中“北伐之计，同议者少”的问题。“上欲伐魏，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并劝之；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太子刘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等纷纷劝谏，上皆不从。[19]历史惊人的相似。知韩侂胄锐意用兵，南宋监察御史娄机极口沮之，谓：“恢复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骄逸，遽驱于锋镝之下，人才难得，财用未裕，万一兵祸连结，久而不解，奈何？”邱崈历来主张恢复，也因宿将凋零，时不可战，手书力论：“金人未必有意败盟，中国当示大体，宜申儆军实，使吾常有胜势，若衅自彼作，我有词矣。”武学生华岳更是上书，谏朝廷未宜用兵启边衅，且乞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以谢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编管建宁。[20]很显然，无论是宋文帝还是宋宁宗，去孙权远矣。史载：“江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臣闻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损敌，不宜听也。’权从之。”[21]

而韩侂胄北伐的策略，说穿了无非是乘人之危，侥幸以逞：当时，金国“与宋接壤的地区的农业收入不仅受到黄河决口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一连串旱灾、虫灾的蹂躏，关键地区山东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其它地区更甚。宋廷深知金朝所陷入的困境：向中都一年两次派遣的使者就是定期的情报来源，他们恰好要横穿金朝领土上这些受灾最重的地区。也许不完全是巧合，在后来参加伐金战争的宋朝将领中，有为数为不少的人曾经一次或多次出使过金国，韩侂胄本人也曾两次（1189年和1195年）出使金朝。”[22]但早有北宋名臣指出：“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23]“民之大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24]与金和解，天下承平日久，侈靡之风日重，江南山水秀丽妩媚，更是销了剑锋，雌了男儿，以不曾受天灾之苦的宋军入于灾区，和已经习于灾境的金军作战，能有多大的战斗力？所以，辛弃疾知镇江府后提出：“中国之兵不战而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百年以来（指北宋灭亡以来），父以诏子，子以授孙，虽尽戮之，不为衰止。唯当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壮国威。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边士丁断不可用。目今镇江所造红衲万领，且欲先招万人，正为是也。盖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为盗，其视虏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真、扬、舒、蕲、濡须之人，则手便犁锄，胆惊钲鼓，与吴人一耳，岂可例以为边丁哉？”[25]果然，宋军以优势兵力和金国开战，却惨遭失败。“数万士兵的溃散也部分地归因气候。多日来连续的大雨，冲跨了不得不在野外露营的士兵们的帐篷。给养无法及时到达，将士们为饥饿所困。军马所需的干草也变湿腐败。”但同样的情况对金军却并未构成多大的损害。[26]因为乘人之危，你所谓的“他人之危”，对你来说也是“危”，而且很可能是更大的“危”！

归纳起来，辛弃疾的意思未尝不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述：南宋王朝像孙权这样的“北拒英雄”也找不到，更别说是刘裕这样的“北伐英雄”了。古代英雄为国杀敌，如此不顾自身也，如今高谈北伐之人，如此耽于“舞榭歌台”，却无“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之体验，兵凶战危，能无“不称”乎？“原王勿遣！”史载：“开禧用兵，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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