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结构类天成──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红楼梦,曹雪芹资料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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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结构类天成──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

点在介绍贪官外戚。同时进荣国府，却进得多么迥异呀！

　　黛玉进府的场面，作者是浓墨泼洒的，但对黛玉性格并未刻划，只说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意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耻笑了去”，反映了她进府时的心情。然而，曹雪芹却通过黛玉眼中所见所闻，详细写了荣府的街门、庭院、屋宇、室内陈设以及繁文缛节，进一步描写了典型环境，表现了这个“诗礼簪缨之族”的排场阔气。同时又利用黛玉礼见贾府男女主子的机会，重点介绍了贾母、王夫人、邢夫人、王熙凤、探、迎、惜“三春”以及贾宝玉。这些礼见的场面可以说一人一副笔墨，写得详略得体而又各不相犯，见贾母和见王熙凤的场面尤为出色。作者把黛玉进府的场面写得这样洋洋洒洒，热闹非凡，可谓“热出场”了。

　　写宝钗进府却是冷出场了。作者把她有意识推到了后台，用暗笔，只说她随母、兄进京是为了待选陪侍公主、郡主的“才人赞善之职”，重点却写了薛家的富和霸。写其富，只是随意点出；写其霸，却通过“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作了详尽描写，而且顺便交待了四大家族“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的关系，补写了英莲被拐后的悲惨遭遇以及贾雨村的贪赃枉法、忘恩负义。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掀起的评红热中，把这一回抬到了全书“总纲”的高度，说曹雪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创作《红楼梦》的。这当然是不对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还有人为此说张目，这就需要略加讨论了。

　　这回书到底是具有结构意义，还是全书的“总纲”，脂砚斋说得很明白：

　　盖宝钗一家不得不细写者，若另起头绪，则文字死板，故仍只借雨村一人，穿插出阿呆凡人命一事，且又带叙出英莲一向之行踪并以后之归结。是以故意戏用“葫芦僧乱判”等字样，撰成半回，略一解颐，略一叹世，盖非有意讥刺仕途，实亦出人之闲文耳。

　　……故“乱判”二字为题，虽曰不涉世事，或亦有微辞耳。但其意实欲出宝钗，不得不彼此穿插。⑺

　　薛家富而不贵，有钱无势，而且生意呈现出不景气的苗头，总管伙计“趁时拐骗起来”，“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亦消耗”，这种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造成了薛家进京的必然趋势。但是写薛家进京却不是作者的目的，目的是要将宝钗引进贾府，以便展开全书的中心情节，即宝黛爱情中“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对立。所以脂砚斋指出“其意实欲出宝钗”是完全正确的。写出了薛家进京的合理性，也就写出了宝钗进府的合理性；将宝钗作为“冷出场”处理而推在台后，这对这位“冷美人”又有象征意义。可见把这回书看作全书的“总纲”，显然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作者在这回书中所表现的因曹家被抄而引起的政治隐痛，脂砚斋所说的“或亦有微辞”即此之谓。而且在较早的甲戌本中，那个“护官府”对四大家族的排列次序是贾、史、薛、王（到了庚辰本和戚本中则改为贾、史、王、薛），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即认为谐音暗喻为“假事雪枉”，是有一定道理的。⑻

　　到此为止，十二钗中除湘云和妙玉外，已齐集贾府了，而且黛、钗是全书的二、三号人物，这下故事该正式开始了吧。谁知不然，作者又写了第五回：“开生面梦演红楼梦，立新场情传幻境情”⑼。这一回在全书中的地位特别突出，可作全书的结构提纲来读。

　　首先，警幻仙姑把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三副、四副的六十个女子⑽，都统统归在“薄命司”里，而且对十二钗正册的十二人即薛林二冠，贾家四春、凤、纨、秦、巧、湘、妙，都有图有诗有曲，预示了这些人物的生活道路和结局，这为全书的结构和情节发展提供了一个总蓝图。

　　其次，从这些图册和诗曲来看，曹雪芹对这些女子的命运和遭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为全书反封建的主题定下了基调，可以说是哀怜妇女命运的咏叹曲，是对封建礼教的抗议书。当然，作者的同情和哀怜也不是无原则的、廉价的，而是有原则、有区别的。对黛玉、晴雯、香菱这些灵魂美丽的少女，倾注了作者全部的爱；对宝钗有同情有批判（同情其命运不祥，批判其卫护封建礼教）；对湘云爱多憎少；对凤姐批判多于同情；……如此等等。

　　第三，关于太虚幻境的描写，是作者提出的理想世界；而后来所写的大观园，则是与这个理想世界相对立的现实世界。在理想世界里，“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现实世界里，“情”受到了残酷的扼杀⑾。

　　总之，前五回在全书中的结构意义和作用是特别重要的，它是绾毂全书的枢纽，主要人物命运和情节、事件銃？在这里埋下了根苗。它的突出特点是把人物和环境的概括介绍寓于情节的进展之中：说它是讲故事，却明明是在介绍人物和环境；说它是在介绍人物和环境，却明明是在讲故事。而且它还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时而是神话世界，时而是现实世界；时而在青埂峰，时而在金陵苏州；时而在太虚幻境，时而在都中荣府。这样的结构方法的确有点奇特，但却不是有意猎奇，不是凭空杜撰，而是被作品特定的思想内容和复杂的矛盾冲突以及众多的人物群体所决定的，的确是曹雪芹的伟大独创。当然，这样的结构也存在由作家的世界观的矛盾而带来的局限性和消极因素。但是我们衡量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不能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否则，苛求前人，便不是前人的错误，而是后人的无知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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