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有其独特的格律和法式，今人解析、鉴赏古诗，还要突破汉语诗律这一难关。中国传统的诗文，诚如陆机和杜甫所谓：文有文律，诗有诗律。汉语诗律规定了诗歌创作必须遵循字句整齐、押韵合辙、平仄黏应、奇偶对仗这些基本规律。此外还有字法、句法、章法、篇法，讲究辣篇、鍊章、辣句、辣字。了解、熟悉这一套创作规律和表现形式，对于正确理解、分析古诗也大有关系。金圣叹认为：“分解本是唐律诗一定平常之理”，“前四句多出自心地，后四句却出自学问”，应“分前后二解”。他选批唐代七言律诗六百首，“逐首分之”，并加以分析批评。这种分解法是否合乎情理，是另外一回事，当时和后世都有疑义。有人也主张“律诗篇法”应分“上半篇”和“下半篇”，而“所谓半篇者，非但上四句与下四句之谓，即二句与六句，六句与二句，亦各为半篇”。无论如何，从中可以看出，对诗律和诗式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对诗义和诗旨的理解，这也是“诗无达诂”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人瑞恰慈和奥格登从“号称难懂”的“现代诗”入手研究，悟出语言文字的多义性，指出它有文义、情感、口气、用意这样四层意义。其实，中国古人早就懂得这个道理，而且在诗文创作中普遍应用了。唐人皎然在《诗式》里早已指出：诗有“几重旨”。诗是语言的精粹，或者说是精粹的语言，它具有多义性，一句诗往往是双关的，甚至有几层意思，这就是 “几重旨”的含意。古人所谓“诗言志”、“诗缘情”，是说诗的语言具有思想的、感情的两方面的作用。朱自清先生在《诗多义举例》一文中说：“诗这一种特殊的语言，感情的作用多过思想的作用。单说思想的作用(或称文义)吧，诗体简短，拐弯儿说话，破句子，有的是，也就够捉摸的；加上情感的作用，比喻，典故，变幻不穷，更是绕手。”他举出古诗《行行重行行》、陶渊明《饮酒》、杜甫《秋兴》、黄鲁直《登快阁》这四首旧诗名篇为例，援引各家注解并作分析，充分表明诗是多义的，而注家们却常常各执一词，鲜有达诂。

中国旧体诗的奥妙难解，不仅由于它有多义性，一语双关，一言多义；还因为它巧妙地运用了王安石所谓的“诗家语”。何谓“诗家语”?按周振甫先生的说法是：“诗要求精练，可以省去的话就不必说，叙述可以有跳动。”它的好处在于“含蓄有味”和“突出形象”。这里简要地说明了“诗家语”的三个要素：语言含蓄有味，时空可以跳动，以形象写情思。含蓄，是古今中外一切诗歌区别于散文的最大特征，中国旧体诗(包括近体诗和古体诗)尤其如此。清人刘熙载说过：“律与绝句，行间字里须有暧暖之致。古体较可发挥尽意，然亦须有不尽者存。”(《艺概·诗概》)暖暧，是昏暗不明的样子，意谓诗的语言不要把话说得太明白，一下子把意思说尽，而要“暧暧内含光”(汉崔瑗《座右铭》语)。竹筒倒豆子，一览无余，还有什么味道呢。张相先生以毕生精力编著《诗词曲语辞汇释》一书，深明其中甘苦，感慨言之：“疏释之事，自古为难，是以说诗，忌着死句。古人讬头所及，乍阴乍阳，正其妙绝天人之处，假定意义，即落呆诠；况以今语译古语，竭其千虑，终隔一指。”的确，中国旧体诗词曲的语言最精练，意义最含蓄，乍阴乍阳，忽明忽暗，只可意会，不宜言传，富有一种模糊而迷人的朦胧美。这既是中国旧诗的妙绝天人之处，也是它的难以解诂之处。时空的自由跳跃，是中国旧诗另一个奇妙难解之处。在寥寥八句、四句短诗中，要写尽古往今来、天南地北的人情物理，不打破叙述上的时空局限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祖先绝顶聪明，早就悟出了近代电影中的“蒙太奇”原理，并巧妙地运用在诗词曲的创作之中。他们懂得怎样将不同时间、空间中的景物、人事加以自由分切和重新组合，创造出新奇的艺术境界，形象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诗《商山早行》)“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词《清平乐·村居》)“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曲《[越调]天净沙·秋思》)这些烩炙人口的名句佳作，简直是世界上最早的用诗词曲语言写成的电影分镜头剧本!正象人们看电影需要有“电影意识”一样，读这些诗词也需要“诗词意识”。当本世纪初叶电影技术和电影艺术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是看不懂那些“莫名其妙”的影片的。经过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人们才学会了看电影，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获得感受和理解新兴的“蒙太奇”语言的能力，并逐步加强了这种“电影意识”。那术，当我们在理解和分析那些含有蒙太奇因素的中国古典诗歌时，也需要掌握和熟悉这种传统的诗词曲语言。否则，难免会出现“诗无达诂”的情况。

曹雪芹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在《红楼梦》中创作了二百余篇诗词曲赋。这些传统诗作中，自然包涵着上述种种“诗无达诂”的复杂因素。不仅如此，曹雪芹并不是一个墨守陈规、抱残守阙的迂夫子，而是在中国诗歌史上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革新家。他所创作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自有其新奇的特点。在诸多特点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雪芹采取了“诗谶”式的写法，在大量诗词曲赋中，隐伏着有关各类人物命运的“谶语”。雪芹写作此书，既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又是成竹在胸，不慌不忙的。桐花凤阁主人手评《红楼梦》，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他说：“屈子作《离骚》，太史公作《史记》，皆有所大不得已于中者，故发愤而著书也。……吾不知作者有何感愤抑郁之苦心，乃有此悲痛淋漓之一书也。夫岂可以寻常儿女之情视之也哉!”陈其泰并不知道曹雪芹的身世遭际，却从这部“悲痛淋漓”的“奇书”中，看出了作者“感愤抑郁”的“苦心”。雪芹固有满腔悲愤、无穷感慨，必欲一吐而后快，但绝不掉以轻心，率尔操觚，草草了事。他袖手于前，惨淡经营，预先在胸中精心设计好这座艺术殿堂的总体结构蓝图，才从容不迫地放笔疾书，一泻千里，飞流直下。书中那么多诗词曲赋，均非泛泛之笔，都是按计划为全书主题思想的深化和情节结构的展开服务的。归根结蒂，这些谶语式的诗篇，用各种不同的音调和声韵，为书中不配有更好的命运的主人公们吟唱出凄惋的挽歌，最后总汇成一曲令人迥肠荡气的“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汉代谶讳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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