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的分封制度，基本上是“封人”的授民制度。疆土倒不是原始分封制度下的要件。本章前节引证师酉■、询■二铭，列举邑人虎臣及诸种夷属，可知二人继承的祖业，以领属的部族为主要成分。邑人当指周人组成的“周人”。虎臣是虎贲士一类的亲卫，而西门夷之属，正同第五章所提的殷民六族、七族、商奄之民、怀姓九宗之类。是以到了周代末期，“授民”的特点依然存在。

授民的分封诸侯，其“国”中的成分，因时而异。但一个诸侯管领的属民，至少是二分（周人及殷人），甚至是三分（周人、殷人及土著），是即杜正胜所谓“武装殖民”的邦国（杜正胜，1979A：22—31）。“国”即是由城墙围筑的防御基地。国的原意不是疆域，也不是仅指首都。《左传》隐公五年：“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郭。……公闻其入郭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焦循据此，以为郭以内方为国。焦氏遂以经典，“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是也；其一，郊内曰国，国语、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国，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之都鄙夫家……是也。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焦循，1888：1/13—14）。这三重意义，大约城邑为国的用法最早，而邦国的用法最晚。三重意义象征了封国成长的过程。第一步是殖民队伍的筑城邑自保；第二阶段扩充管内的领地到近郊；第三步则封国与封国接界了，界内的领土就都认为国中的土域。

国的意义在第一阶段时，国人或邑人也就是原先殖民队伍的成员及其子孙。对于分封的国君，这批人是亲信的自己人；对于当地原来的居民，这批人是统治者。君子野人有别，“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则到孔子的时代，两者之间的分野仍旧存在。杨宽以此观点，讨论乡遂制度，指出了西周及春秋时代国野两分的现象，邑与野（田）的居民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杨宽，1965：145—165）。杜正胜则用“城邦”一词称周代的封国，国人与邑人并有问政的权力（杜正胜，1979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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