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革命”，鲁迅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阿 Q先前也无由的厌恶革命，而风潮兴起使他感觉到革命对于他人生的有用性，他便热切的向往起来了；并有“革命”的真实的理想与热切的憧憬。问题是，阿Q真的革命吗？从经验的情形看，真正的革命必在高度自动化、绝对服从的组织架构里隐藏“私我”地运作着，而阿Q便相形见绌了。当然，无数的“革命”在胜利之后，为财富、权力、地位与嗜欲，又进行着惨烈的较量，又足足见出阿Q自私的诚实来。
阿Q确是“可笑”的，但也有着掩饰不住的可爱。如赌博输钱后，站在人后面替人着急，闲人询问他的光荣史也坦诚相吐而丝毫不加遮掩，赊欠不给在他是不曾发生的……也许鲁迅对这样的人物别有怀抱，如写孔乙己等人，均不忘其善良的一面。并且，从人性角度看，他长期的受着压迫而不得解脱；他生性麻木，“革命”而成了“革命”的牺牲品；他的活着虽有些“偷混”，却大体上是依靠自己而生存，并没有顽赖的恶习，他的被杀自然有着深广的社会悲剧性。作品是在喜剧的外衣里包裹着一个悲剧性的事件，何满子说：“阿Q之死是用喜剧的形式包裹起来的中国无告群众的深沉的悲剧。”（《导读》）
对于他因沉重的压力而变得麻木不仁的嘴在最后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清醒而富有哲理的话，却实在也振聋发聩！他，阿Q，曾高兴地看着革命者被杀，最后却也成了看客的材料，在别人摄魂般的眼睛里死去，作品要透露出的荒谬感与虚无感就在这里。
再者，阿Q被别人“轻松”，尚且可以“动物”般（下文将分析）的活着；而他“人”般的“自我意识” 逐渐复苏时，“胆子”越来越大，则死期也就渐渐地临近了。而临死之前的“救命”的呼叫，显然已是无济于事了。作品并把这种意识到的“意识”置于广大仍未觉醒的那些“眼睛”及一个女人（吴妈）的好奇（出神地看着兵士们背上的洋炮）上，其悲剧的意味就更浓了。
四、阿Q形象分析：“精神胜利法”的虚幻存在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的确，鲁迅惯于从生物学意义上揭示社会与人的可能演化的情形。如在《狂人日记》里，他从一个生物摄食的行为“吃”，看到中国“吃人”的文化：所谓饥荒时食人，又有割肉疗亲（包括侍奉君王）与食胆壮胆的食补法，以及家庭内部的“弱肉强食”。又如关于生物兽性的满足与精神的黯淡，鲁迅曾就刘、项见到始皇帝的“阔气”而发“如此”的议论时说：“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的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边永远只看见物质的闪光。”（《鲁迅全集》第一卷，355/356页）在作品中，“精神胜利法” 只是一个表征，作者要揭示的是阿Q在生物的层面上而又力图摆脱这生物层面的一种存在状态。（我这样说，好像鲁迅也是一个存在主义作家！）
“恋爱的悲剧”揭示了“精神胜利法”的虚幻存在。小尼姑“断子绝孙”的骂声，使阿Q感到摸着小尼姑的脸的指头“有点古怪”“滑腻”，吴妈向他说起“少奶奶”在娶小老婆的事上闹气，“八月里要生孩子”等，使阿Q自然想到女人的事。但阿Q的“恋爱”，又不完全是一种典型的合乎生物生存与种的延续的反映。而包括他的出逃，甚至“革命”都可作如是观。虽然这似乎是一种不需要任何原因的解释，正如他憎恨革命党人，因为他本能地觉得“革命者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而他后来的被杀又不幸地应证了他那本能的感觉。但是，作品从第四章开始虽然也涉及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却重在以此暗示人物“不人”的苦痛，用笔有一个从油滑、影射到严肃的变化。
尤其是，小说以集中的篇幅描述了阿Q的精神与心理状态。红烛高照下，其张嘴的睡态、一脑子的“胡思乱想”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复苏了的、本原的阿Q式的想法。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关于存在与压抑状况的一般说明。（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科技出版社，1987年）当然，正如吕西安•戈德曼说：“真正的对立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自我之间，而是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构成一个人的意识的冲动之间。”（《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09页）由于阿Q“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来这样做的”，这种想象的“创造就把这种不足置于一种以病态的心理来对付的周围世界之中。”它“产生于和显示有关的主体之渴望的未满足。为了支撑这强加给他的挫折，而被迫采取一种形象的创造来补偿这些不满足”。（《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17页）
一般分析家都不会放过阿Q玩弄小尼姑那一节文字。有人认为它是“催发了”阿Q 的“性意识，由此而导致一场失败的恋爱闹剧”。（何满子《导读》）但本文的理解是，作品不仅有揭示阿 Q的“变态”的用意；在结构上，这一节文字还是阿Q精神的复苏的一个征象；这也是全文的转捩点。而阿Q精神的复苏，亦即对压迫的解除，是需要一种“成功”的帮助的，而此举又恰恰表明了这一点。阿Q精神复苏的其他例证如后来进了城，在未庄有了点“身价”，阿Q回来时对所有的人冷冷的神气，使他感到了自尊与得意，而且会“扬起右手，照着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并喊着“嚓”。须指出的是，前面的章节里，阿Q并非没有成功的努力，却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无法解除那种环境的压力，只能显示其“精神胜利法”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教参上讲得颇为准确：阿Q 的“精神胜利法”究其实，是“来自不断反抗的不断失败，是还想反抗而在行动上不能实现反抗的自我安慰。它含有强烈的不屈服、不妥协，要求获得反抗胜利的因素”。
有关阿Q “精神虚无”的分析，（如李铁秀《精神的黑暗与虚无——“阿Q精神胜利法”解析》，《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1期）细思起来有欠公允。事实上，他无事不刻的在努力着他的对压迫的解除，如他对“革命”的喜爱，向往，并不断争取；虽然那“革命”非常的荒唐，但他有他的幻想与努力在，也说明其是有意识的，而且是一步一步的复苏的。在行文的最后，他则有了清醒的“生命意识”喊出“救命……”而不是动物般的嚎叫，虽说他的生命在往后的即刻就消亡了。而这正说明了那个社会的死寂与无生气，是不容得觉醒的意识的。和又与作者在《呐喊•自序》里谈到“铁屋子”的复杂心情是一样的。
限于篇幅，本文就谈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品的写作虽非起于一时，但自有其连贯性与稳定性。而且还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即阿Q“自我意识”的逐渐复苏与发展，构成了行文的基本情节。我们把《阿Q正传》的基本创作线索定性为自我意识的逐渐复苏，是基于理解上的一种需要。惟其如此，作品方有一个在意义上能够纳入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理解结构。“事实上，如果一部作品或许在概念的层次或在言语的或在感觉意向的层次上表现了一种连贯的世界观，它就具有哲学、文学或美学的效用。一旦成功的解析了它所表现的观点，我们就能成功的理解它和解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