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集体行为：传统笔法和技巧的复杂与局限
吕西安•戈德曼说：“当我们研究文化巨著时，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却发现，通过把这些巨著与其结构的容易阐释的集体整体相联系，则更容易发现那些必要的环节。”
“无疑地，这些整体仅仅是相互个体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个体心理的复杂性却源自这样的事实，这些个体都隶属于多种拥有相当成员数量的不同集团（家庭的，职业的，民族的，朋友与相识者的，社会阶级的，等等），并且这些集团中每一个都作用于他的意识，从而帮助形成一种独特的、复杂的和相对不连贯的结构；然而相反的，一旦我们研究那些隶属于同一社会集团的一大批数量充分的个人时，上属个体中的每一个所隶属的其他不同社会集体的行动便与归因于这种成员关系的各种心理因素相抵消，从而，我们又面临一个更简单，更连贯的结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80/181页）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鲁迅作品里有关的“社会集体行为”。
新旧派文人间的论战的“新文化”时期，被称为虎虎有生气的黄金时代之一。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心中存有了那一时期的思想或潜在的思想。我们看到，文化的因子正是在那种论战中有一个交流与互动的状况。何兆武在《也谈对派的认识与评价》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批代表人物全部是从旧学营垒里走出来的，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诸人，他们的旧学根柢是极其深厚的，不知要比指责他们抛弃了旧传统的人要高多少倍。”“林琴南，曾在白话运动中充当了反白话的急先锋，却穷毕生精力以桐城派笔法翻译了好几十部西方小说，计两千余万言，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中国方面憬然于原来夷人不光是船坚炮利，也同样有他们的精神生活。”“国粹派表面上一味崇古复古，而其骨子里则是一味崇洋媚外。学衡派表面上既非一味崇古复古，骨子里也决不一味崇洋媚外。”（《读书》1999年5期）在矛盾的斗争、吸收与转化中，新派显示了生命力的强大，甚至显现出超乎旧派的老辣。这方面，鲁迅似乎“中毒太深”了。这当然不是指在基本思想观点上，而是视野与思想的范围及研究的方向上。应当看到鲁迅的学术思想与其道德观念有着深刻的冲突，而前者在文学中又明显地占了上风。
极具特色的是，鲁迅掌握了传统小说的技法。如他有意凸写人物特征的几件典型事件，给人耳目一新、因而是非常的“特别”的感觉。在人物传神写照上，往往勾勒几笔，凸现人物的魂魄，也很见出功力。与鲁迅是冤家的苏雪林曾说：“我们要知道鲁迅文章的‘新’，与徐志摩不同，与茅盾也不同。徐志摩于借助西洋文法之外，更乞灵于活泼灵动的国语；茅盾取欧化文字加以一己天才的熔铸，别成一种文体。他们的文字都很漂亮流丽，但也都说不能是本色的。鲁迅好像用中国旧小说笔法……他不在惟事项进行紧张时完全利用旧小说笔法，寻常叙事时，旧小说笔法也占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组织方面，运用一点神通，便能给读者以‘新’的感觉了。”（转引自《胡适和鲁迅》，《曹聚仁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关于鲁迅如何利用传统艺术技巧的自述，可参看《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而在鲁迅，尤其精化了“冷嘲”的风格，（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中周作人把小说定性为“冷嘲”）常常于冷峻之中给人以“寒噤”的措手不及。对于这种风格形成的具体原因，美国的夏洛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中说，仅仅把鲁迅看着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就会失去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他确实吹响了号角，但他的音乐辛酸而嘲讽，表示着失望和希望，混合着天堂和地狱的音响。夏洛安认为，“黑暗的闸门”所象征的鲁迅抗击的黑暗，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另一方面是作者忧烦的内心……传说中英雄被压死这个典故本身就暗示着鲁迅意识到自己对黑暗无能为力而自愿接受牺牲，正是这种意识赋予鲁迅作品以那种标志着他天才的悲哀。”因此，“鲁迅作品里的希望与灵感时常与阴暗并存，看来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丧仪，坟墓，死刑，特别四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创造性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各种形式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 夏洛安还说：“鲁迅体现着新与旧的冲突，同时也体现着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冲突。”但鲁迅“太热中于摆脱这类梦境的挣扎了，”尤其是“鲁迅是处于一个艰难的时代，他个人敏锐的感觉并未被他中国的追随者和解释者所充分赏识。”“在白话杂文的发展中，要靠机智，要靠仇恨和轻蔑的词汇……”（转引自《病态天才的毁灭——夏洛安的鲁迅观》，房向东《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在解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近代以来侧身于先知先觉行列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采取极为鄙视的态度”时，何兆武认为，国粹与爱国并非一回事。国粹主义者往往并不爱国，爱国主义者又往往鄙视国粹。在更深层次上说，正是顽固派以旧文化传统作为抗拒新思想的堡垒，才使得新文化的激进派对旧文化传统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也谈对派的认识与评价》）当然这样的一番背景也给阅读作品带来不小的麻烦甚至是负面作用。如《阿Q正传》因《晨报副刊》“开心话”所请而作，其“冷嘲”中的“油滑”与“影射”的笔调好像也很合商业炒作的味道。因而作品一出，便陷入了种种怀疑与猜测之中，成为攻击与争斗的目标，这与《药》等作品的严肃主题不同。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阿Q身上究竟有多少属于小说人物自身的东西？在文学个性上，是不是附加的东西越多，就越能体现人物形象的容载与丰富性？把阿Q说成是“高度凝聚化、高度概括化的精神典型”与文学所要求的具象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陈漱渝说：“鲁迅生前多次反对把《阿Q正传》改编成话剧，认为改来改去只剩下了滑稽。”（冉茂金《击中要害的狙击手出现了吗？——访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转引自《新华文摘》，2000年11期）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显然，其杂文式的议论使人物的心理、思想与行为呈现极其庞杂的特性，使得阿 Q很难于归类，如划归雇农与流浪汉等都不甚切当。正因为阿Q的形象与文学具象的要求之间相差很大，所以阿Q的形象屡屡引发疑问，尽管有作者的回答，（见《〈阿Q正传〉的成因》，《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仍旧是相当的模糊的。鲁迅后来谈小说创作时归因于写作取材本身的庞杂和写作的难以连贯上，他说：“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起来，尽了他的任务……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在1926年他所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里也能见出他当时的创作是相当的“苦”，似乎很难“一气写下去”。但其时髦的“冷嘲”却是一个恶的征兆，后来的《故事新编》之不甚耐读似乎是不言而明的了。
当然，形象塑造的背后仍有许多问题。诸如文明尺度的选择，作品的倾向等都使作品呈现出复杂的层面。
三、作品“悖论”式的表述方式
尽管如此，一般认为，鲁迅这篇力作仍有不少有待深掘的地方。如采用漫画式，以本质代替形象；它凸出所变特征，而有意造成不协调的效果；在不协调的形变中，让人可见其创作的“裂痕”，（所谓“硬伤”）与作品能量的绽放。这也许就是古代高明的拳师所惯用的方法，先有意露出破绽，好引人上当，再予以狠命的打击。比如我们如果要嘲笑那个“精神胜利法”，那么我们就会落入鲁迅设下的“陷阱”，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因为这是一个不能被嘲笑的对象；否则我们因为不懂他的用意，不明周作人为其评价时所下的“冷嘲”的含义，而露出我们不加思考而露出的自身的弱点。在作品中，强烈的对比，尖锐的冲突，都相当醒目地展示了极其复杂的矛盾性。而更多的则是其中的“悖论”式的矛盾冲突表现法，使得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多层次、因而是立体的丰富内涵。这在写作思想上是一次突破。如在《狂人日记》中，只有当一个人“疯”了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解读一部真正的中国历史，（所谓“吃人”的历史）而此时他应对社会却是无能为力的，反而面临着被“吃”的命运。在《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外表与内在的痛苦，阿Q的“革命”与被“革命”，阿Q的地位与其思想的深刻的复杂性……简而言之，这不是一个逻辑上的混杂，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作品在思想内涵上所达到的不以作家的意志左右的深度与复杂性。那么，如何解释这些“悖谬”的关系与现象呢？
帕斯卡说：“我们惟有调协了自身的一切对立性，才能形成一副美好的本质，而不调协这些对立的东西就无法追寻一系列相调协的品质，要了解一个作家的意义，就必须调谐好一切对立的章节。”（《片断》684页，转引自《文学社会学方法论》84页）在本作中，作品要描写的对象与我们的直觉印象及其把握之间，作品中人物内在的情感与所描述的外在形象之间，以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冷嘲、愤懑、深寓、怜惜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