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一年后张骞返途中又一次被匈奴人抓住，得以和妻儿重聚。后来趁匈奴人内讧时，张骞和妻儿，以及甘父，一起逃回了长安。这个结局曾让我大喜过望，我们的主人公又多了一条情深意重的优点。张骞带妻儿回长安的事在《史记》里有记载，在《汉书》里却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史记》要比《汉书》更人性化，太史公司马迁毕竟要比班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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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阅读《史记-张骞传》和《汉书-张骞传》时产生了一些疑惑。张骞在匈奴生活的这十年，有很多疑团，在史书里大都对此语焉不详。这是为什么呢？
张骞到底有没有投降匈奴？如果投降了并做了匈奴的官员？？张骞是不是有“历史污点”？或许从某些极端的角度来看，张骞同志是不是该被称为汉奸？后来汉武帝说不是，司马迁和班固也说不是。于是也就没有人去追究张骞同志的历史问题了。但如果真是怎么办？那他也许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汉奸了。如果张骞生活在三十年代的苏联或五十年代的中国，会被定性为“有历史问题”的人，或许迟早会被清算，甚至会被喀查了的。对张骞同志历史问题的深究，是一次对道德观和历史观的考验。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张骞和苏武两位历史人物，会发现《史记》和《汉书》里的对张骞和苏武的描述侧重点是不同的。对于张骞，传记的重点在于其凿空西域的盖世奇功，对于他在匈奴十年的经历则一笔带过。而对于苏武，则重点描述了他在匈奴渡过十九年的流放生活，刻意强调了他的忠贞和气节。两汉三国两晋时，时人对张骞的评价是高于苏武的，不少文献里二人并称，如潘岳的《西征赋》里说，御使则苏属国，震远则张博望。但值得注意的是，后代的史书中苏武后来居上，苏武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张骞。这说明，主流意识在功业和道德之间，渐渐向后者倾斜。
即便张骞有变节行为，也可以称为是历史上最有意义的变节。张骞应该是个很务实的人，他在匈奴十年，娶妻生子，或许还有为官的经历，日子过的一点不坏。如果他象苏武一样一味追求气节，誓死不降，固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大名，但不会成大事，日后的功业更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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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在草原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然而此时汉匈两国之间军事和外交局势，却越来越不平静。公元前133年，即张骞被俘虏后的第五年，发生了马邑之围事件。
这一年，雁门郡马邑县的地方强豪聂壹，通过大行令王恢向武帝建议：“匈奴刚刚与汉和亲结好，亲近信任边境吏民，可用财利引诱他们前来，汉军预设伏兵袭击，一定会大获全胜。”
武帝命令群臣就此事展开讨论，虽然反对与匈奴开战的意见一度占了上风，但年轻的武帝极想给匈奴人以痛击，以赢得自己和汉帝国的尊严。
另一方面，窦太后已经去世两年了。无论是诸侯，还是廷臣和后宫，再也无人能给武帝的带来威胁了。武帝此时已经完全掌握了权力，成为帝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几年来武帝在与窦太后的角逐中始终不占上风，处处如履薄冰，皇位位子坐的很是不爽。可临了，还是自然规律帮助了他。
日本的德川家康为什么能统一全日本，因为他活的足够长。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谁掌握了时间优势，谁就能把握政治先机。
经过激烈的朝廷辩论之后，武帝打算采纳王恢的建议。六月，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统率步骑、战车共三十多万人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等军臣单于进入马邑就四面包围，将匈奴人围歼。
埋伏设好后，汉军派聂壹去当间谍。聂壹对军臣单于说：“我能杀马邑县的县令和县丞，献城归降，您可以得到全城所有的财物，还可以俘获大量人口。”军臣单于一向信任聂壹，就同意了他的计划。聂壹返回马邑县城，斩杀了两个死刑囚犯，把他们的头挂在马邑城头，让军臣单于的使者观看，以为这是县令和县丞的头颅。于是，军臣单于大喜，统率十几万骑兵进入武州塞。大军还未到马邑城，军臣单于见牲畜遍野，却没有发现一个牧人，感到此事大为蹊跷。
军臣单于立即命大军改变行军方向，攻打马邑附近的亭隧，俘虏了雁门郡的尉史。这个尉史向军臣单于全盘端出汉军的埋伏计划。军臣单于如梦方醒，领兵迅速撤退。在撤出汉境之后，军臣单于认为这个尉史是上天赐予的救命恩人，称其为“天王”。
边塞守军传报单于已率军退走，汉军追到边塞，无功而返。这时王恢指挥一支三万人的军队，从代地出发，准备袭击匈奴的后勤辎重，听说单于返回，便不敢出击，贻误了战机。王恢因计划流产及没有主动攻击匈奴人的辎重而获罪下狱，后来在狱中自杀。
匈奴人象草原上的狼一样凶猛，当然，他们也象狼一样狡猾。武帝想做比狼更加威猛的老虎，只能留待下次了。
对武帝来说，马邑之围的流产带来的并非都是负面的影响，事实上它也给帝国带来了不少积极的影响。首先，经过此次军事计划的流产，武帝已经不太信任文景时代的那些将领，他逐步开始亲自培养卫青这样的军中新秀。其次，汉帝国的战车、步军、骑兵的混成部队毫无机动性，追击迟缓，行动不便，并不能适合汉帝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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