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柳宗元从满足“生人之意”出发，主张“任人唯贤”，并针对官吏为盗的现象，要求“齐其法制”，“条其纲纪”，以法治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官为民役”观点，比孟子、贾谊的民本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达到了我国封建时代吏治、民本思想的高峰。但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
关键词： 柳宗元官为民役勿扰民齐其法制条其纲纪任人唯贤
中图分类号：Ｇ1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7387（2007）02－0091－03
柳宗元是中唐政治斗争漩涡中的活跃人物，他一生的政治、理论、文学活动都与时代斗争密切联系着。参加永贞革新政治运动，使他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了统治阶级的黑暗和李唐王朝的危机；身受保守势力的打击和污陷，使他深刻地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加深了他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以流囚身份被流放到僻远穷困的永州、柳州，则给了他接近社会下层、深黯民间疾苦的机会。因此，作为要求变革现实，代人民申诉疾苦的进步政治家，没落李唐王朝的维护者，柳宗元写下了《封建论》、《送薛存义序》、《晋向》等一系列诗文，其中，尤其为重要的是其吏治观，他希望缓解阶级矛盾，减轻人民疾苦，要求改革吏治，齐其纲纪，任人唯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官为民役”的观点，比孟子、贾谊的民本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达到了我国封建时代吏治、民本思想的高峰。
一、官为民役
“君人者以百姓为天”[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似乎中国的政治很讲求民主，将老百姓放在第一位。其实不然，儒家民本思想的根本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都是从如何巩固对人民的统治出发，说明重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的。保民的目的是保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在中国历史上，“哀民生之多艰”，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很多，但都是高高在上的同情与怜恤。韦应物的《观田家》“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3]，“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4]，作为封建官吏，他开始自觉地反思禄食、俸钱都来自百姓，也产生愧对人民的心情，这是柳宗元的先声。柳宗元基于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官为人役”的政治思想，认为是老百姓养活了官吏，官吏就得竭心尽力地为百姓服役来换取俸禄，他不限于高高在上地对人民表示同情，揭示其苦难，而是更多从理论上论述吏民关系、人民的作用，如何改革吏治。
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文中通过范氏的口说：“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与其给予供备，孰若安于化导，故求发吾所学者，施于物而已矣。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5]在柳宗元看来，官吏不事稼穑，不亲力于春种秋收，是靠老百姓养活的。因此，他们必须尽心为老百姓服务来换取俸禄，报答百姓，“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为斯人，而后有其禄”。在《送薛存义序》中他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凡吏于上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食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作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6]。这里柳宗元更明白地指出，老百姓以自己的劳动从土地上获取食物来供养官吏，目的是使官吏管理好国家大事。因此，官吏应是百姓的仆役，而不能奴役百姓，这个观点与孟子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7]观点不同，孟子认为君子是统治野人的，野人供养君子让他们来统治自己。所以孟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把劳心者的剥削特权与劳力者的被剥削，说成是分工的不同，在孟子看来，这个分工有“大人”、“小人”之事而区别。剥削者仍是高高在上的“大人”、“君子”，而百姓则为“小人”、“野人”，这与柳宗元把官吏看成百姓的仆役，必须用自己的服务来换取俸禄的观点是不同的。对于那些“受若值怠若事，又从而盗之”的贪官污吏，柳宗元认为人民有权给予黜罚。与柳同时的韩愈则认为：“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韩、柳二人立论的角度和价值观截然不同，韩愈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符合其利益。而柳宗元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国家长治久安的立场，却难为统治者所接受与实践，也可看出柳宗元的民本思想超前性，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