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粹英雄主义到个人自由主义：日常事象的超越。传统政治抒情诗创制者一般都具有无意识的民粹主义、英雄主义追求。所谓民粹主义，是指上个世纪初由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中引进的一种文化思潮、一种文学观念，甚至是一种情感意向。这种思潮以自我否定为核心价值，将非知识的某些阶层和群落无条件地神圣化。然而，由于主观前提与客语境的刺激，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很快就显示出个人英雄主义取向，进而铸就了非驴非马的民粹英雄主义人格结构。这种人格结构驱动下的文本往往表现为“假大空”盛行，霸权、对立、非历史化、普遍本质化，将政治抒情推进到主观夸饰、唯我独尊的模式。转型期的红色经典创制，则重视立基于个人自由主义，以法治秩序为边界，以自由人权为鹄的，以他人的存在为个体存在的前提，从而诉求政治渐进、传播理想道义、重塑人文精神。由于时代语境的推动，黄亚洲的民粹水份已被历史地挤干，而其身上的英雄情结也被相应的时代消解，在他的身上，更多的一种以新儒学为主核的理想主义，同时杂糅了些许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成份。在这样的价值观推动下的写作，不管观照什么题材、书写何种话语，其某些个人自由主义的倾向，还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李白
不是谢灵运，不是杜牧
而是一个领袖，一个
一九二0年夏天就把《共产党宣言》
当作诗篇来读的人
如果这时候，他又踏着西风
登上高高的山顶，那么
中国的山河
必定狂风大作”——摘自《六盘山》
《六盘山》一诗典型地以理性的态度创造毛泽东的诗人兼政治家形象。所谓理性态度即法治社会的理性态度，即以个人自由为保障前提的法制、公理、道德等思想资源，来客观判析历史、评价人物。这首诗既非绝对歌颂，也难说是语涉反讽，其事象叙述背后隐含的美感与辛辣，不仅指向个人仰止，而且有涉体制反思。试想，一个浪漫诗人对国家的治理会出现什么情况，尤其是在法治缺位、制衡虚设的语境之中？联系黄亚洲在诗集《磕磕绊绊经纬线》中一首写韶山的诗，脉理就更为清晰了：
“门对一池荷花
若是池子里每叶莲座
都坐上一个小菩萨
这里就是佛国
文七妹是信佛的
她希望儿子长大了也有求经之志
儿子后来长大了
也果然向西方求经了
求回的经是错版的
世上经文从来都不会统一
但是念起来
同样抑扬顿挫
她没有看见儿子取回的经文里头
镰刀和锤子
也迭如莲花之状
非常饱满
文七妹于一九一九年仙逝
儿子在第二年成为异教徒
她没有看见
她合上眼睛的时候
千株荷花依旧开放着
满池摇香
儿子走到她床前的一刹那
她只知道
她的佛走近她了
下巴上
那粒佛痣
是所有的镰刀都割不去的
文七妹非常放心
含笑而去
脚步之轻
犹如门前荷香”
这首《韶山故居》从毛的母亲视角、以佛学为背景，极其人性化地凸现了一个个人、私域的领袖形象，沈泽宜教授写下这样的评语，“在‘佛国’与‘错版’经文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内蕴的张力令人惊讶”，“既诗意地写出了文七妹临终之志，又包含着对以往恩怨的理解与宽容，双重地折射了诗作者的诗人之意、仁人之心。”（沈泽宜《世纪最初的声音》《浙江文坛2001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93-94页）诚如斯评，对被传统政治抒情神化、圣化了的人、事、物的辩证思拷、零度剖视，乃是当代红色经典召回读者、赢得尊严的惟一的路径依赖。
黄亚洲一直以影视文学著名于世，他的叙事性文学磨炼，使他特别擅长于事象的精确、传神创制，这种洞穿到人们理解事物的方式中去的精神品质，是其红色经典创制的策略之一，注重日常事象的超越、穿透，从而让感性获得智性的尊严，让智性焕发感性的魔力。
“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福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话语都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对读者来说，话语在具体语境下被表述出来意味着什么，由谁来表述，话语深层制导力量是什么？这才是考究的根本与关键。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