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明
成熟的诗人进入世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细加考察起来，不外乎如下两种：要么抽身离去，远距离地观望，以便做出更加清晰的判断；要么置身其中，和世界融为一体。而后者是不会轻易下判断的，他只是感觉，至多融入自己的一部分经验。黄亚洲偏向于后一种，反映在作品的书写方式上，其诗歌大多以抒情见长。
作为诗人的黄亚洲近年来令人惊讶，不仅因为他奋力写出的作品，而且还以他的有别于其他诗人的写作方式——他的诗歌始终是在路上完成的，一边走，一边写，风景无限；现实感、历史感，奇迹叠出。而他的“在路上”，不同于凯鲁亚克上的“在路上”，不是冒险，不是勇往直前，不是BG意义上的背包革命；他的在路上，确切地说，仅仅表明，他在场。而他的在场，即是说，历史的木槌猛然敲击到了现实这面大鼓上，突然之间，就訇然有声了。然而，他又不会像当代大部分诗人一样，找到了现实，再进行“本地的抽象”。黄亚洲找到一个圆点——历史和现实双重混合的“场”——之后，立刻就会做开掘泉眼的工作。一部《磕磕绊绊经纬线》是这样，《行吟长征路》亦复如此。
长征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场。这个“场”，并不因为七十年前一群“眼睛正在燃烧”（奥登语）的红军已经走过去了，就不存在了，相反，七十年后，当诗人黄亚洲一步步丈量着红军的脚印，呼吸着红军的气息，分析着随风飘散的缕缕硝烟的浓度时，这分明是一种场的扩大，是一种新的在场。诗人置身其间，注定要发出新鲜的歌声。
写长征的诗歌的确很多，因为长征天然就是一首诗，是一首以鲜血写就的热血之诗。当年，连奥登这样的西方大诗人也被长征的悲壮吸引，几乎在第一时间里，写下了反映红军行军的杰作《啊，那是什么声音》。我们不妨倾听一下这个来自异域的有关红军的最早声音——“啊，那是什么声音，如此震耳/在下面敲打，敲打？/那不过是红军，亲爱的，/士兵们正走来”，这四行，仅仅是奥登这首诗歌的九分之一，引用在这里，我不过是想说明，长征对一位诗人来说，是一座可以不断开掘的矿藏，是一个吸引诗人写作的磁场。
如果长征（地理学上的、革命意义上的，时间中的）知道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场”，它本身就不会满足于七十年前红军走过或到达的那一个历史性时刻。尤其在时间的意义上来说，长征也会不断生成和发展。长征注定要在某个新的时间，面对新的人群、新的时代，用新的语言说话。在一本主题为“革命”的大书里，长征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章节，而且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种民族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流逝，长征开始负载起超越它本身的东西。换言之，汉语中的长征已经远远超出了七十年前一次具体的长征的内涵。
回过头来再说黄亚洲的长征——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黄亚洲重走了一回长征路。这一次重走，不光是他双脚的丈量，也不光是重新抚摸历史教科书中一个个滚烫的名字，一次次壮丽的战斗，更多的是他心灵的吮吸，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感官的一次远征。从苏区到延安，当年红军经历的重大事件，这本《行吟长征路》，可谓无一挂漏。这次重走长征路，作者仿佛是一次朝圣。他诗情汹涌，的确是走了一路，看了一路，发现了一路，写了一路，最后，理所当然地收获了一路。这样的以一部诗集为单元的写作，在年轻诗人身上，不多见。反过来，完成一部主题明确的诗集写作，也只有在一个风格基本定型的诗人身上才出现——它不仅要求一个相对的难度，同时要求在一个较短时间里，拥有一位诗人特定的思维向度、措辞特征、以及大体上的词色和语调，或许还要加上写作者的持之以恒和整部诗集结构上的考虑。
长征是一个历史题材，关于长征的写作又不能完全拘泥于历史，长征和我们今天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征的难写显而易见，而要写出新意更是难上加难。长征，一首已经融进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史诗，再用诗歌的语言重写一遍，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没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言说方式，没有一颗与之感应的心灵，是很难做到和做好的。推动黄亚洲这样去做的，只能是他这一代人骨子里的使命感、责任感，他对红军这个充满活力的群体的尊敬，以及他对当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