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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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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乡金堂县县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虐不堪，自杀身死了。后话不提，书归正传。当时我无心读书于课堂，有意探求于文学，狂热地阅读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特别是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抄录了厚厚的一本，认为《向太阳》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首诗，而唐诗宋词被我弃之如敝履。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了。
也是１９４７年早春我刚入高中的时候，重庆《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的前夕，该办事处的书店公开散发书籍。我闻汛急往，得一本萧三著《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而归。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当时成都有一家进步的《西方日报》，报社里有好些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１９４８年秋季我向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多次刊用。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折扣》，侧写一位老师的困苦生活。说来惭愧，构思借自二十年代女作家黄庐隐的一个短篇小说，只能算是模拟之作。作品排成铅字，受到鼓舞，此后便有志做一个作家了。于是又读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小说，还读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读美国小说《飘》，而对新诗的兴趣大减。这年还惹过一点小小的麻烦。在《西方日报》上写消息揭露学校生活的污糟，激怒了以姓涂的为首的几个三青团学生，联名贴大字报威吓我，叫我出来答辩。幸以笔名发表，不知是我写的，得免罹祸。我胆小，再不敢乱写了。
１９４９年春季，在成都的《青年文艺》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街头巷尾》，因而加入青年文艺社，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同时在成都的《新民报》《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十多篇。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该系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入学后不想去听课，只写东西。年底，喜迎成都解放。
成都解放后，此时已入１９５０年了，我想做作家，不愿返校求学，也不愿参军到文工团（纪律太严）。于是回到故乡金堂县城，在县学生联合会协助宣传工作。后来又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近一个月。那时候自学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眼界顿开，立即照办，为了“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志愿上山去教村小。二十多天以后，因已在《川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说，引起了该副刊主编西戎同志（当时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况下，蒙他信任，来信约我去报社参加工作（当时都说参加革命）。我便结束了五十天教师生活，到西戎那里报到去了。看见我不是他所估计的一个老头儿而是一个小青年，他很满意，一直对我极好。１９５１年，我编《川西农民报》副刊版兼时事版，同时发表了许多演唱宣传品，工作很努力。还发表了与别人合写的中篇小说《牛角湾》。该小说有严重缺点，在党报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严厉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的批判。由于有西戎关照，只批判到“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现实”，“将导致亡国亡党”为止，没有再加码，没有把我当敌人看待。写了一篇检讨文章公开发表，松松活活地我就过关了。
西戎不摆官架子与文架子，平易近人，带我下乡体验生活，与我合写东西，鼓励我，批评我，使我获益不浅，终身难忘。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己大有进步，于１９５２年５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１９５３年我到大邑县三岔乡第七村体验生活，住村长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太平富庶与农民的快乐勤劳，至今不忘。在那里写中篇小说与剧本，都不成功。这年秋天又转移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体验生活，住社长家中。第二年又在这里做普选工作，做粮食统购工作，同时写一些东西，也都不成功。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实精神，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观主义地从概念出发，缘着教条瞎编故事，这样还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吗！后来回省文联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工作，发表几个短篇小说，其中《窗》一篇稍好。当时我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入迷，深受其影响。在批判俞平伯《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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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流沙河 作品 理想,流沙河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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