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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与行教：重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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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传承。但“有教无类”以后，教的目的随对象不同而变化，师的性质也就不一样。晋大夫共叔成辞武公之命时说：“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君何以训矣？”（《国语》卷七晋语一，“武公伐翼，杀哀侯”条。）这种与君父并提，“非教不知生之族”之师，才是孔子所担当的人师。但是孔子之前，未见有可以效法的“师”的榜样，因此没有这样的角色规范存在。孔子重正名，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没有“师师，生生”的说法。
唐代韩愈写过《师说》，以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可看作对孔子开创的为师之道的一个概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为政》）“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就是孔子所要传承“道”。业则是具体的学习科目，包括读经与习礼。解惑则《论语》记录的例子不可胜数，从理想、策略到生活中具体疑难，均在教的范围。“民无信不立”（《颜渊》），“富之教之”（《子路》），及“修己以安人”（《宪问》）等，涉及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解答政教问题的例子。下面再列两则对话，以知需要其解惑之事不分巨细：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
以传道、授业、解惑来衡量后代以教书为职业的人，实在是太高的要求。“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韩愈的心目中，师师的目的是师道，而一般的读书问学则“非吾所谓传其道”。但如果仅以此来说明孔子成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宗师的原因，则是不够的。其实，《师说》的重点不是如何为师，而是如何向学。同时孔子是作为学而不是教的榜样而得到表彰的。这提示我们注意孔子本身的学对其教的意义。夫子自道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又，“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这种夫子自道也得到弟子及旁人的认可：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学对教的意义不能仅理解为丰富知识，从而更具教的资格与能力。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的问学，给学生以向学的示范。只有真正“学而不厌”，才能做到“诲人不倦”。言传必须通过身教来加强。《论语》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这就是仁者（“爱人”）精神的日常表现。无论好学还是爱人，其实都是孔子人格结构的有机成份。《论语》所呈示的孔子人格是立体的、有深度，例如言情方面的“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又如立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为政》）要准确解释这其中每个关节的内容也许不容易，但不断追求向上的精神则跃然纸上。孔子一生胸怀大志，其教学生也以立志为要：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闻子之志！”曰：“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治长》）
子路、曾晢、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吾知也！’或知尔，则何以哉？”路率尔而对曰：“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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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孔子 作品 孔子,论语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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