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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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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所有的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之中。这是对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大胆否定。 与“好”“了”相对应和接近的还有“色”“空”观念。所谓“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都是参透人生真谛的至言,虽然其间不无消极虚无的成分。俞平伯先生解释“这色字读如色欲之色,并非佛家五蕴的‘色’”(《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的传统性》)。这样理解似未免狭窄了一些。这里的“色”作为佛教用语,当为有形之万物的总称,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五欲之一的色欲。佛家有“五蕴”之说,认为人身并无一个自我实体,它只是由色蕴(组成身体的有形之物质)、受蕴(承受事物而生的情感欲念)、想蕴(想象事物的意象意念)、行蕴(对境而产生的行为活动)、识蕴(识知事物的心灵意识)等“五蕴”假合而成。在佛家(大乘)看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意谓不论物质现象(相当于“色”),还是精神现象(相当于“受”、“想”、“行”、“识”),皆为因缘所生,并非本来实有,故是“空”也。这就是所谓“五蕴皆空”。按照佛家的理解,“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鸠摩罗什译《维摩经》)。意思就是说,物质本质就是空的,并不是物质毁灭后,它才是空的。对此僧肇在《维摩经注》中解释得很清楚:“色即是空,不待色灭然后为空。是以见色异于空者,则二于法相也。”其它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佛家对“五蕴”有沫、泡、焰、蕉、幻之五喻,《增一阿含经》曰:“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马,行如芭蕉,识为幻法。”《止观》则作:“色泡,受沫,想焰,行诚,识幻。”这都是喻色和“五蕴”之幻而不实。《红楼梦》中所反映的“色”“空”观念,正是曹雪芹受到佛教(大乘)哲学思想影响的产物。只是他并非抽象地讲说枯燥的教义,而是通过艺术形象进行感情的潜移默化,渗透进读者的心灵。 也许有同志会说:既然曹雪芹已如此看破了红尘,那他何以还会有这样一部苦苦执着于人生的《红楼梦》呢?这就是曹雪芹和一般的佛教徒的不同之处,或者说他高出于后者之处:作为一个“翻过筋斗”即饱经世事动荡和遭受过重大挫折的人,他虽看破了世情,但又不忘于人生;特别是对当年闺阁中“所有之女子”,更是觉其“行止见识”难以忘怀,因而不愿“使其泯灭”,写出了这部“怀金悼玉”即缅怀痛悼整个年轻一代的《红楼梦》。这里,曹雪芹在“色即是空”的宗教哲学命题里,掺进了“情”的观念。所谓“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在“色”与“空”之间,引进了“情”作为中介。“因空见色”和“自色悟空”即为传统的色空观念,而“由色入情”和“传情入色”则为曹雪芹的创造发明。“由色入情”指由万物而生的情感欲念,它和“五蕴”之一的“受蕴”比较接近;“传情入色”则指把人的情感注入万物之中(包括有情之物和无情之物),这是曹雪芹贯穿于《红楼梦》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据脂批透露,小说末回为《情榜》,榜中不仅有书中所有比较重要的女子的“芳讳”(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四副册共六十人,另加宝玉为诸艳之冠,计六十一人),而且以“情”为中心内容对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一个个作出评语,如宝玉宗“情不情”,黛玉为“情情”(以上参见甲戌本第八回、庚辰本第十七和十九回批语)。所谓“情不情”,按照脂批的解释,即“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甲戌本第八回),前一个“情”字用作动词。而黛玉的“情情”,则是对世间之有情之物,彼能以一痴情去体贴。两者合观,即对世间所有有情之物和无情之物,都须以一痴情去体贴。这也就是“传情入色”的内涵。我们看《红楼梦》,其间所蕴含的不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吗? 然而,在封建专制时代,是不允许有“情”的合法存在的,“情”是最终要被统治者的“理”所扼杀了的。因此,曹雪芹在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寞时”,一方面演出了“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一方面又发出了“色即是空”的悲叹和呼唤。正是基于这种对于现实人生的执着和彻悟,才造就了《红楼梦》这样一部深刻的人生启示录。不难设想,如果仅有前者而缺少后者,亦即缺少哲学最高层次的思考,那《红楼梦》纵然写得再情真意切,也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发人深思,令人玩味不已。而且越是有阅历的人,越能体会出那隐藏在深层的人生的哲理。这也是《红楼梦》之所以为《红楼梦》,它的高出于其它小说的伟大而深刻之处。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即《红楼梦》与禅宗的关系问题。有论者曾对禅宗的人生哲学演进作了这样的概括:“从禅宗的人生哲学来说,是有一个从禁欲到适意,又以适意到纵欲的演进过程的,而且这一过程的确也曾在士大夫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上发生种种影响。”(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以适意为特征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宋代的禅悦之风上,而以纵欲为标志的影响则主要反映在明代中叶以后的禅悦之风的再度兴盛上。这些概括和论述无疑都是很有启迪的。但在谈到清代的禅宗思想影响时,则认为又回到了“适意”这一宋代原来的中国上:“禅悦之风从宋代到元、明、清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又回到了宋代原来那个中国。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体现在《红楼梦》中的曹雪芹禅学思想就够了。”(同上)对“体现在《红楼梦》中的曹雪芹禅学思想”,作者并没有作具体的分析。说《红楼梦》表现了以“适意”为特征的禅学思想,这也有它正确的一面。但若说《红楼梦》所体现的禅学思想即以“适意”为主要特征,这却是不敢苟同的。如上已述,《红楼梦》以“情”为中心,构筑了他那庞大而有序的生命体系,他笔下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是在“情”字下挂号的;特别是他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等一系列“情痴”“情种”的形象,变明代中叶以后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以“欲”抗“理”而为以“情”抗“理”,从而把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启蒙文学思维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即如宝玉其人,他是书中第一情痴和情种。即使他的悟禅和最后出家为僧,也无不是“情极之毒”所引起。如小说第二十二回写他悟禅机,即为情而起,又缘情而结,如同脂批所指出的:“宝玉悟禅亦由情,读书亦由情,读《庄》亦由情”(庚辰本二十二回批),最后“还是心中不净不了斩不断之故”(同上)。又如宝玉最后出家为僧,虽然我们已看不到曹雪芹的原稿,但根据脂批所云:“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庚辰本二十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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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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