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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前人案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 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萝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荡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可得也。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嗯!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祗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乃或者以来窥全豹为恨,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万千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彼沽沽焉刻褚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
序文虽然简短,谈的又主要是《 红楼梦》 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但理解和分析得极其透彻深刻。在评论《红楼梦》 的写作成就时,戚寥生不仅继承了自杜预至金圣叹等人“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1];“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② 的理论主张,而且又是第一个用这一理论主张来评论《 红楼梦》 的人。
不过,必须指出,戚寥生不是把“注彼而写此”作为一般的表现手法来考察,而是当作《 红楼梦》的总体艺术特色来认识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曹雪芹的写作成就,远远超过了“一声在喉,一声在鼻”的“绛树两歌”和“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的“黄华二犊”,达到了“两歌而不分喉鼻,二犊而无区乎左右”. “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睁.悲欢戚愉,不啻双管之齐下”的境界。那么,在戚寥生看来,曹雪芹是怎样取得如此辉煌艺术成就的呢?这就是序文“试一读而绎之”以下所说的几点。
“试一读而绎之”,就是说要通过读《 红楼梦》 ——寻找出来。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几点,如果说“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是指第五回秦可卿卧室的摆设和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至凤姐院内所见的一类情节的描写;那么第二回冷子兴说荣国府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和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前托梦给凤姐时说的“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等等描写,就是所谓“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了。如果说第三是会宝玉对金钏儿的挑逗、第四十回“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以及同是第三是回中“龄官画蔷痴及局外”等等描写,是“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一琅琊”,那么,“专挑人的不是”, “见一个打趣一个”, “嘴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以及对香菱学诗的谆淳引导和对紫鹃的姊妹深情,就是“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了;等等,等等。
对《 红楼梦》 语言运用中的“微词”和“曲笔”,即所谓以“一字为褒贬”的《 春秋》 笔法,以及对《红楼梦》 的欣赏问题,戚蓼生也作了论述,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由于我们不是对这篇序文作全面的介绍和评沦,所以就不再一谈论乐。但是,从以上所述,已可看出,戚寥生对《红楼梦》 的研究和理解,是何等深刻!他是一个真正读分=懂了《 红楼梦》 ,而且一千百年后,人们也会承认他是红学史上一个有突出贡献的人。
自称二百年来只有她和戚寥生一样读懂了《红楼梦》 的霍国玲,在引用戚序为自己的论点作论证时,却只引了前面的一百五十六个字,到“如《 春秋》 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处,便戛然而止,然后大谈所谓“笔者认为,戚寥生看懂了《红楼梦》 。因为他在戚序本《 石头记》 的序言中,曾发出过‘一声也而两歌’, ‘一手也而二犊’的惊呼。这不仅表明戚公看到了《石头记》 一部著作具有两条脉络这一特点——部小说遮掩着一部历史,同时表明戚公认识到了作者真正的写作目的,是要修著一部历史,而不是为了流传一部小说。一一他在《 石头记》序言中称曹公著书时运用了‘史家之曲笔’,便充分证明,他从《 石头记》 的小说背后,看到了这部被隐写的、不同寻常的历史”。
然而,在戚寥生的整个序文中,哪个地方表明他已看到《红楼梦》 这部著作“具有两条脉络”这一特点?又在哪一段哪一句中说他已从《 红楼梦》 这部小说的背后,“看到了这部被隐写的、不同寻常的历史”呢?这大概不是霍国玲没有读懂戚序原文,而是有意要避开戚寥生对“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犊,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 一书”这一认识所作的具体举例说明。然后又引甲戌本第三回“一语未了,只听得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处可能是孙桐生加的墨笔侧批“接笱甚便,史公之笔力”和戚序本第六十九回回前批的“史公用意,非念死书子之所知”,对戚序中“史家之多曲笔”一语作随意解说,认为“戚公认识到了作者真正的写作目的,是要修著一部历史,而不是为了流传一部小说”。
写到这里,使我联想到了古代的所谓“赋诗言志”。据古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在某些外交或宴会场合,人们往往引用《诗经》 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如《 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郑国的国君在垂陇设宴款待晋国的卿相赵孟,亦称赵武。郑国的大夫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印段和公孙段等七人作陪。
赵孟说:“七子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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