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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拼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那武将要是疏谋少略的,他自己无能,白送了性命,这也是不得已么?那文官更比不得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弹乱谏,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拼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君臣的大义。(三十六回)”
曹雪芹通过贾宝玉之口,说封建帝王是“受命于天”的“圣人”是假,对那些“沽名钓誉”的“死谏”“死战”文武官员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才是曹雪芹的真正目的。贾宝玉的这种议论在当时儒家思想意识盛行的时代,无疑是非常另类的思想意识,是一种非常大胆的、不为主流的思想意识认同的见解。
宝玉对女儿的喜爱由开始的泛爱,到后来的比较专一。竟是受了一个女戏子龄官与贾蔷感情的启发,当他看到龄官、贾蔷的感情到了无人无我的状态。才认识到一个男人与女人的感情不可能是泛爱的。爱一个女儿,要专一;不能见一个爱一个。才有了:“从此后,只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他马上推翻了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闻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的一篇议论。
即便是女儿,不管是与自己多么亲密的女儿,如果她们具有封建的思想意识,贾宝玉也本能地表现出厌恶和反感。不管是薛宝钗、史湘云,还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袭人,只要她们用那些封建的说教劝他去走“仕途”,将来好“经国济世”,他都表现出极大的厌恶。
湘云说:“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的出些什么来?”宝玉听了大觉逆耳,便道:“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罢,我这里仔细腌臢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三十二回)”
宝玉喜爱黛玉、晴雯等纯洁率真的女儿。尽管她们身上还有许多缺点。如黛玉性格的偏执、小性和多疑;尽管她对宝玉曾经频繁的试探猜疑。晴雯性格暴戾。如有小偷小摸行为的小丫环坠儿偷了平儿的虾须镯,晴雯知道后,对坠儿是那么的凶狠:“坠儿只得往前凑了几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拿起一丈青来,向他手上乱戮,又骂道:‘要这爪子做什么?粘不动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戮烂了!’坠儿疼的乱喊。”然后,打着宝玉的旗号把坠儿撵了出去。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曹雪芹不是在歌颂完美,曹雪芹在歌颂纯真。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中,没有一个完美无瑕的人,曹雪芹这样的描写与他对世界、对事物、对人的理解和认识有着必然的关系。说到底是他世界观的体现。他破除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圣人、完人的理念,把一个个客观的、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呈现在读者面前。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敢说、敢笑、敢哭、敢闹、敢爱、敢恨
性格率真的艺术形象
高鹗续书对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作了悲剧的处理,虽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高鹗对宝黛爱情悲剧模式的设计,却是违反曹雪芹的原意的。令人费解的是:多少年来,人们阅读和研究《红楼梦》却始终不能突破高鹗设计的宝玉与黛玉爱情悲剧、宝玉与宝钗的婚姻悲剧的模式。难道宝玉、黛玉的爱情悲剧就一定是“王熙凤巧施‘调包儿’计,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贾宝玉中魁却尘缘”吗?后人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研究宝玉、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什么一定要死死地抱着高鹗模式不放呢?难道解读《红楼梦》的文本,就一定得按照高鹗设计的模式进行才是正确的吗?
高鹗的续书只能作为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较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绝不可能享有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相等同的地位。绝不是不可逾越、不能推翻的。特别是对宝玉与黛玉的爱情悲剧的设计,更是必须彻底推翻的。不然,就不可能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有正确的解读和评论。不可能探索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真实意图,不可能探索出《红楼梦》主题的思想意义。
一、对林黛玉艺术形象及悲剧的传统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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