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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艺思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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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 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 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 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 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 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 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 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 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 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 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文学自觉的标志 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 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纂 文学 理论体系的建立 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 ぶ《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 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 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 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 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 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 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 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 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 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 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谣，流 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 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 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 说的文学了。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 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 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 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 诔尚实”，“诗赋欲丽”。
《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 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 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 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 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 《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 《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 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 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 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 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 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 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 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
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 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 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 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 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 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 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 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 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了鉴 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世说 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 的生动事例。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 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 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 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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