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的作品遭到当权者的忌恨,他的猖介自守、刚直不阿的性格也不讨权贵们欢喜。而他自己,宁守贫贱也不屑以钻营攀附的手段来攫取富贵。据说他的名作《节妇吟》,就是以比喻手法拒绝藩镇李师古之请的。所以姚合说他“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赠张籍太祝》)。他自己在诗中说:“况我愚朴姿,强登名利场”(《赠姚愆》),和白居易所说:“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酬张十八访宿见赠》),都说明了他的这种不愿趋炎附势、争名逐利的可贵品质。

  张籍晚年思想上确实较前消沉。作品中送迎赠答的应酬诗,寄情山水的闲适诗,表示羡慕退隐生活的抒怀诗,都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对待佛道的态度上,由过去的力排佛道到晚年的“年长道情多”(《春日抒怀即事》),“别从仙客求方法,时到僧家问苦空”(《书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封建社会一些正直的读书人往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立身的原则。数十年的官场浮沉使他痛感此生已无实现“兼济天下”之志的可能了,便退而求其次,以“独善其身”来保持晚节:应该说寄情山水、访僧求道,至少是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消极反抗的表现。

  但张籍晚年仍不忘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他尽心培养后进,努力扶植文学新人。据范摅《云溪友议》记载,朱庆余应考前曾拿自己的作品求张籍推荐。张籍就认真地读了他的诗,加以吟改,最后选了些佳作“置于怀抱而推赞之”。于是“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讽咏”,朱庆余“遂登科第”。其他青年诗人如项斯、姚合等也曾受过张籍的奖掖。

  张籍的著作行世的有《张司业集》,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了《张籍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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