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张籍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但长期奔走异乡的丰富阅历，不断追求而又不断碰壁的坎坷遭遇，使他备尝人间冷暖，饱经世上风霜。就他个人生活来说，这是他十分不幸的时期，而对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来说，却又是一个十分珍贵的时期。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才使他得以和底层人民有了广泛的接触，体察到生活的各个细部，透视到社会的种种弊端：而这些，正是参天的艺术之树所赖以生长的深厚土壤。张籍的一些人民性最强的作品，大多产生或孕育于这一时期。他以独特的艺术笔触，为我们绘下了中唐时代，包括农夫野老、征人怨女等各种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历史画卷：农民辛勤耕作，“水淹手足尽为疮，山虻遶衣飞扑扑”(《江村行》)，到头来，却落得“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野老歌》);苛捐杂税，造成了“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山头鹿》)的惨景;繁重的徭役，又使无数丁夫累死城下，使百姓呼出“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词》)的控诉;藩镇兵乱更给人民、尤其是妇女带来难忍的痛苦：“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永嘉行》)。应当说，这些闪耀着现实主义光彩的诗作，之所以能出自张籍之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段艰苦经历的磨炼。
张籍在仆仆风尘中失意返乡，但他的诗名已随着远游的足迹逐渐远播了。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东归，路过汴州(今开封)时，就向当时在汴州任节度推官的韩愈盛赞张籍的诗文，随后又到和州看望了张籍。第二年冬，张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韩愈听说后，立即派车把张籍接到家中。接谈之后，激赏不已，便留张籍在他的城西馆读书应考。次年秋，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张籍应试得了第一，接着又去长安参加贞元十五年(799)的进士考试，又一举及第。
韩愈与张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诚相助，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恩同再造”，虽结草衔环，报之犹恐不及，而张籍却一连给住在城内忙于公务的韩愈写了两封信，直率地批评韩愈有三个缺点：一、“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即好读荒诞小说;二、“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时之胜;三、好“为博塞之戏与之竞财”，喜欢搞赌博游戏，荒度时日。张籍认为，自扬雄之后近千年，无人言“圣人之道”，致使佛道异说“相沿而炽”;认为象韩愈这样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担当起恢复“圣人之道”的责任，而“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即应当以身作则，正己而后正人，不允许姑息上述各种缺点。这种直率而尖锐的批评，并没有使韩愈生气，他回信表示同意。后来也果然写了一系列排击佛老，振兴儒家学说的论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籍为人的严肃不苟与朴直真率。
科举接连及第，张籍似乎面临“时来运转”之机，殊不知等着他的仍然是“命乖运蹇”。他及第归乡后不久，即居母丧。直到永贞元年(805)，才调补太常寺太祝。这是个“名秩后千品”的卑官，职责是“掌出纳神主，祭祀则跪读祝文”。就是这么个九品官，却让他做了十年，不予升迁。白居易为他鸣不平道：“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重到城》)。张籍本无家财，又兼多病，这样长期地职卑俸薄，使他一家生活极度贫困。姚合描写他的生活是“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赠张籍太祝》)。他自己的一些诗句，象“屋湿唯添漏……少食信儿娇”(《酬韩祭酒雨中见寄》)，“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赠任懒》)以及“家贫常畏客”(《晚秋闲居》)等，说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