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不完全能够给他充分的机会发挥他的特有才能。但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
切；个人的愿望和理想，应该服从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自己不熟悉、不擅长做的事情，要在革命实践过程
中逐步加以熟悉，努力把党交给的工作做好。任何委屈情绪，都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背道而驰的。我们党
的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共产党人，原来都不是职业的革命家。他们或者是工人、农民，或者是教师、学生
，经过严峻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他们大多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如，陈毅同志，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
文学家、诗人。但在革命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他却锻炼成为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他也写过不
少脍炙人口的好诗，可是他毕竟不是单纯的诗人。瞿秋白生前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并
且卓有成效。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因
而造成了这个“历史的误会”。而后，他的《多余的话》对于这个“历史的误会”又缺乏正确的认识，因
而必不可免地表现出浓厚的灰暗消极的情绪。
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舞台上，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是由其自身的主观臆想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发展的
客观形势造成的。某些人一旦被推上领导岗位，就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天生领袖的样子，到头来总是身败
名裂。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物。瞿秋白恰恰相反，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当领袖，甚至当了领
袖还念念不忘去当文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仪表，谈吐，举止，都是那么斯文，平静，充满了文人的
气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家和诗人，在这样的岗
位上，他可以并且已经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瞿秋白却不善于也不容易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作为一个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的“平凡的文人”，瞿秋白从未想到要从事政治活动
，甚至在从事政治活动时还对文学眷恋不已，却被伟大的革命潮流推上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的位子，
使他达到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的峰巅，又被更凶猛的浪头迅速地打下了深深的谷底，他的“左”倾盲动错
误，使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害，并且成为愈演愈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先导，而他自己则成为比他更
“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本来，他的绅士阶级的积习在革命斗争中可以得
到彻底改造，达到新的境界。但是，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几乎始终是在城市里渡过的；他没有从事过工
农运动，也没有指挥过军事斗争，他的直接的革命实践活动太少了。他长期从事上层领导工作，把他自身
需要改造的那些积习，需要解决的那些矛盾，需要扫除的那些弱点，统统掩盖了，保存下来。他不仅始终
拖着一个重病的身躯，而且始终拖着一个沉重的思想的包袱，蹒跚而行。于是，当他被敌人俘获，身居囚
室，回首往事，他的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绅士意识便强烈地表现出来。
《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过多的灰暗、伤感、颓唐、消沉的情调。对于一个共产党人
来说，毫无疑义这是应当严肃批评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看作是“叛变”，或是“晚节不终”。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认：“
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份”；承认他“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
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总之，他老实
地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无顾忌，没有欺骗别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内心世界的
一切和盘托出，留待身后的人们去品评是非功过。请问，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行为，算是怎样的“叛变”
呢？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了“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
，等等消沉的文字。这些话主要是由上述“历史的误会”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闷情绪造成的。是
不健康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话还包含着瞿秋白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及他在王明一伙打击下
所产生的苦闷心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多次说到他要“休息”，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1931年初党
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把持党中央领导权以后。他说：“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
致于脑神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
精神状态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又说：“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
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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