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思和义愤

　　1929年2月20日，刚刚由苏联回到上海不久的苏兆征病逝了。1月间，苏兆征离苏前，突然得阑尾炎，

瞿秋白劝他动手术把阑尾切除，休息一段时间再走。苏兆征在六大后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工委书记，急于

回国开展工作，执意要走。瞿秋白只好同意。想不到，回到上海后病情恶化，救治无效，终于逝世，年仅

四十三岁。从1927年武汉时期起，瞿秋白就同苏兆征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他工作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

苟。越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环境最恶劣时，他越是充满信心，与同志合作的越好，得到许多同志的爱戴

。他的死，使瞿秋白悲痛不已。他给杨之华的信中说：
　　昨天接到你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骇的不

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为何我党又有如此之

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斯大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

——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我党的老同志，凋谢的如此之早呵，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些丝毫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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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是的，大革命失败后，李大钊、汪寿华、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张太雷、罗亦农、向警予，相继

殉难。留下来的老同志，越来越少，弥足珍贵。苏兆征未死于敌人屠场，却死于小病阑尾炎，这是多么令

人惋惜和悔恨呵！这件事，成为瞿秋白的一块心病。此后，他常常自责地说：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

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
　　只有用加紧工作来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损失于万一了。瞿秋白的工作量更加增多。下面是他手拟的一

个星期的工作日程安排：
　　　　　　　上午　　　　　　下午　　　　 晚间
　　星期一　　中国委员会　　　　　　　　　 代表团会议
　　星期二　　东方部政治会议 列宁学院　　　—
　　　　　　 （十时）　　　　（三时至五时）
　　星期三　　中国党史　　　　党校（四时） —
　　　　　　 （十时至一时）
　　星期四　　近东会议（十时）材料（十二时）—
　　星期五　　远东会议（十时）政治秘书处会 —
　　　　　　　　　　　　　　 （十二时）
　　星期六　　东方部组织会议 党校　　　　　—
　　　　　　　　　　　　　　 （十二时至三时）
　　会议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写作就只能在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之外去安排了。他的身体更坏了，

神经衰弱很严重。有时，睡到半夜，突然会从床上跳到窗前，口水不住的从口中流出来。他感觉到“我只

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①。1929年8月，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彭湃、杨殷等同志被捕。这

是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白鑫（时为中央军委秘书）提供的情报，破坏了中央军委机关，彭、杨等

都在那里开会时逮捕的。彭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创始者，杨殷是工人运动领袖，当时都是中央

政治局的成员。24日被捕，30日即被杀害。瞿秋白得知彭、杨被捕消息已是9月初。9月6日他写给中共中

央的信中说：“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

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②9月15日，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问

及彭、杨，焦急地说：“彭、杨如何，急死人了！！”③9月下旬，彭、杨被害的噩耗始传到莫斯科，他

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同志的无限悼念，在深夜写了《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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